员工在工作期间精神病发作情况下自杀,能否认定工伤?

案例简介

曾某在XX乡人民政府任党委副书记一职。2017年2月,曾某到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精神科住院治疗,经诊断为不伴精神病性症状的重度抑郁症,医嘱载明:药物由家属专人保管,并24小时监护患者,防自杀、自伤、外出。2017年3月17日,曾某按照所在单位工作安排,到某村委会负责完成政府中心工作。工作期间出现精神状态不好、未吃午饭等症状。当天下班后,曾某于晚上10点左右回到父母住处休息。2017年3月18日6时30分许,曾某被发现在家自缢,后经乡卫生院抢救无效死亡。
陈某系曾某的妻子,陈某认为曾某是在工作期间就出现了精神病发作的症状,其回家后在精神病发作的状态下发生了本案的悲剧。曾某自缢的行为与其所患的精神病症状一致,对其死亡应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内经抢救无效”的规定,视同为工伤。故事发后对曾某发生的事故申请工伤认定。人社局依法受理后,经调查取证,作出不予认定或视同工伤的决定。陈某不服,遂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回人社局做出的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

法院认为: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规定,职工符合本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的规定,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三)自残或者自杀的。该条规定的“自杀”是指通过各种手段和方法自己结束自己生命的行为。本案曾某在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精神科诊断、治疗记录,能证明曾某生前患有不伴精神病性症状的重度抑郁,该病症发作可能导致患者出现自杀、自伤。曾某的缢死是重度抑郁症发作和工作压力共同驱使下造成的,但现行法律、法规及审判实务中尚未对精神病发作状态下的自杀与上述法条规定的自杀作出科学的界定和区分,故曾某的缢死应视为自杀。《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即使本案将曾某的缢死视为重度抑郁症发作,属于突发疾病,但其也不符合该条规定的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等应视同工伤的法定情形。
综上所述,人社局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并无不当。法院因此判决驳回陈某的诉讼请求。

案号
(2018)云23行终17号
判决时间
2018年7月30日
判决原文
陈思存诉楚雄彝族自治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大姚县三台乡人民政府不予工伤认定案二审行政判决书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云23行终1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思存,女,汉族,1974年10月2日生,住大姚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文勇,云南滇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忠民(系陈思存哥哥),男,1964年4月23日生,住大姚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楚雄彝族自治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楚雄市阳光大道第三公务区。组织机构代码:56880230-5。
法定代表人黄云雁,系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蕾,系该局法规科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兴,云南佳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大姚县三台乡人民政府。住所地:大姚县三台乡三台社区村委会过拉小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323260151688693。
负责人赵丽,系乡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益宏,系乡政府工作人员。

上诉人陈思存因与楚雄彝族自治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州人社局)、大姚县三台乡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三台乡政府)不予工伤认定一案,不服楚雄市人民法院(2017)云2301行初63号行政判决,于2018年5月7日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认定的本案法律事实:曾曌系原告丈夫,生前在第三人处工作,任大姚县三台乡党委副书记职务。2017年2月6日至2月20日,曾曌到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精神科住院治疗,经诊断为:1.不伴精神病性症状的重度抑郁发作;2.亚临床甲减;3.轻度脂肪肝;4.多发肾结石。2017年2月20日的医保出院证明中载明:“患者因‘情绪低落3年,加重伴烦躁不安、心慌、眠差3月’入院,入院体格检查未见明显异常,精神检查:意识清楚,年貌相符,衣饰尚整,接触可时间、地点、人物定向正确、问话对答切题,表情沮丧,注意力集中,思维稍迟滞,否认妄想,引出重度抑郁情绪,存消极观念,常识、理解判断力、计算力与年龄和文化程度相匹配,记忆力减退,自知力存在,社会功能重度受损”,出院情况为好转。2017年2月20日的出院记录中载明了曾曌需每日服药,另有医嘱:“2、药物由家属专人保管,并24小时监护患者,防自杀、自伤、外出;3、一月后周一下午刘医生门诊复诊,不适随诊;4、每月复查血常规、甲功、血生化、心电图”。2017年3月15日,曾曌按照所在单位工作安排,到大姚县三台乡吾普吾么村委会负责完成政府中心工作。2017年3月15日至3月18日,每日8时至17时30分属于工作时间。2017年3月17日17时30分下班后,曾曌回大姚县三台乡必期拉村委会格支拉小组的老家。2017年3月18日6时30分许,曾曌被发现自缢在自家菜地的一棵树上,后经大姚县三台乡卫生院抢救无效,于同日9时32分宣布死亡。2017年6月23日,原告对曾曌发生的事故申请工伤认定。被告依法受理后,经调查取证,于2017年7月21日作出2017年0542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对曾曌发生的事故,不予认定或视同工伤。被告分别于2017年7月24日和7月31日将2017年0542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送达原告和第三人。
原审认为,工伤保险制度旨在保护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获得医疗救济和经济补偿,故职工发生的工伤事故须与其从事的工作存在因果关系。本案中,根据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017年2月对曾曌的诊断情况,以出院记录中关于“24小时监护患者,防自杀、自伤”内容,则曾曌发生的自缢事故可能与其所患不伴精神病性症状的重度抑郁发作有关。但根据被告对曾曌父亲曾学中制作的调查笔录,在事发前一天曾曌已下班并回到老家,当晚曾曌有父母监护,后曾曌卧床休息,未见关于曾曌加班或者从事与工作有关活动的陈述,后曾曌于3月18日6时30分许被发现在自家菜地自缢,发生在上班时间之前、工作地点之外。综上所述,曾曌系在其父母的监护下发生自缢事故,原告提交的证据也不足以证明与曾曌从事的工作有关,故被告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并无不当,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陈思存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陈思存负担(已交)。
原审宣判后,上诉人陈思存不服提出上诉,请求撤销楚雄市人民法院(2017)云2301行初63号行政判决;请求撤销被上诉人于2017年7月21日作出的2017年0542号《不予工伤认定决定书》;责令被上诉人依法作出曾曌的死亡属于工伤的决定;本案全部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其主要事实及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曾曌在2017年3月15日的出院记录中,医嘱载明:药物由家属专人保管,并24小时监护患者,防自杀、自伤、外出。在一审裁判理由中,认为曾曌的父母就是其监护人,曾曌是在其父母的监护过程中自杀的观点明显缺乏依据。监护人在年幼之时,父母当然的成为监护人,即法定监护人,但成年后无精神类疾病的情况下并不存在监护人,精神病患者或者间歇性精神病患者,需要有关机构或者部门组织依法指定监护人。本案中,曾曌在查出患重度抑郁症之后,并没有任何机构或部门组织为他指定监护人,工作单位也没有为曾曌同志安排病休。反而,曾曌同志毅然回到工作岗位,为扶贫攻坚事业贡献力量,体现着一个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践行着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的承诺。此时,若真要找个监护人的话,上诉人认为,监护人就是三台乡政府或者三台乡党委。2.一审认定2017年3月1日至3月18日,每日8时至17时30分属于工作时间与事实不相符,也缺乏认定的依据。本案第三人三台乡政府述称,2017年3月14日,曾曌参与“乡镇党委班子成员包村挂点”工作。包村挂点,事实上就没有休息时间,任何时候群众有问题需要解决,工作人员都需要及时为群众解决困难,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上诉人认为,“乡镇党委班子成员包村挂点”工作,所有参与的工作人员属于全天候“待命”状态,随时准备着为群众排忧解难,这也才符合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因此,曾曌突发疾病属于在工作时间内。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结合事实,本案应当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规定,曾曌的死亡符合“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内经抢救无效”的规定,认定曾曌的死亡属于工伤。三、曾曌在2017年3月17日上午上班期间就出现病发症状,当天在其工作的村委会就发病,有人证实曾曌中午没有吃饭。曾曌在下班后回到父母住处,其父母采用一些土方土法对其进行了治疗,因此曾曌是在工作期间就出现了精神病发作的症状,其回家后在精神病发作的状态下发生了本案的悲剧。曾曌自缢的行为与其所患的精神病症状一致,对其死亡应视同为工伤。二审中,上诉人变更“判令被上诉人依法作出曾曌的死亡属于工伤的决定”的上诉请求为判令被上诉人重新作出工伤认定。
被上诉人州人社局辩称,上诉人的上诉事实理由与本案客观事实不符,法律适用问题与现行法律规定不符,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三台乡政府述称,乡政府不属于工伤认定的主管部门,对曾曌是否应认定为工伤由法院依法判决。
二审中,上诉人提交下列证据材料:1.委托诉讼代理人一审后对陈如聪、李卫祥的调查笔录各一份,欲证明曾曌在扶贫点工作期间没有上下班的时间概念,2017年3月17日就发现曾曌精神状态不好,中午视频会议结束后曾没曌有吃午饭,当天下午,曾曌交代了第二天的工作才回老家,曾曌是在工作时间发病的事实;2.大姚县公安局三台派出所勘验检查笔录一份,证实派出所在曾曌死亡现场勘验的相关物件和现场状况,欲证明通过现场状况表明曾曌是在去上班的途中,精神病发作后自缢,应视为工作期间突发疾病;3.大姚县公安局对曾曌父母曾学中、樊从英及李卫祥的询问笔录三份,欲综合证实曾曌在回家之前精神病已发作,回到家后精神状况不好,父母用土方法对曾曌进行救治,曾曌自缢的原因主要是精神病发作,应认定为工伤。经质证,被上诉人州人社局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1的三性不予认可,认为是上诉人根据一审裁判结果有针对性的进行调查不属于新证据,同时认为陈如聪、李卫祥的陈述能证实曾曌曾患精神病且事发前15、16号曾曌并未下村,而是在村委会上班的事实,调查笔录不能证实曾曌是在精神病发作的状态下实施的自杀行为;对证据2认为不能证明上诉人的主张,与工伤认定没有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证据3与我们调查的情况基本符合,属于重复提交证据,不发表质证意见。原审第三人认为案件事实以公安机关调查核实情况为准,对上述证据不发表质证意见。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交的上述证据与本案在卷证据在证明内容、证明目的重合,对上述证据中能与其他在卷证据相互印证的部分证据,本院予以采信;对不能与在卷证据相互印证上诉人证明目的的证据,本院不予采信。
二审中,经征询各方当事人对一审认定事实的意见,上诉人陈思存对一审认定“2017年3月15日至3月18日,每日8时至17时30分属于工作时间。2017年3月17日17时30分下班后,曾曌回大姚县三台乡必期拉村委会格支拉小组的老家。”的事实有异议,认为曾曌是在工作期间精神病发作,先到乡政府宿舍找药自救后,才于3月17日晚上10点回到老家父母住处,曾曌生前系三台乡吾普吾么村委会脱贫攻坚工作的主要负责,在下村完成扶贫工作根本没有明确上下班的时间概念,其精神病发作是在工作时间内;同时认为一审遗漏曾曌回到父母住处后,父母曾用土办法为曾曌进行救治的事实;对其余事实无异议。被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对一审认定的事实无异议。对各方当事人无异议的一审认定的案件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结合各方当事人陈述和在卷证据,二审另查明本案事实如下:2017年3月17日,曾曌在大姚县三台乡吾普吾么村委会工作期间出现精神状态不好、未吃午饭等症状。曾曌于当天晚上10点左右,回到其父母住处休息。2017年3月20日,大姚县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大公刑鉴法字[2017]08号鉴定文书,鉴定曾曌死亡原因系缢死。2017年6月5日,大姚县三台乡卫生院出具死亡医学证明,该患者因罹患重度抑郁症,于2017年3月18日上午9点32分自缢死亡,死亡诊断为机械性窒息。2017年6月30日,大姚县公安局向大姚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复函,死者曾曌系缢死。
二审中,归纳诉辩双方当事人主张,本案争议焦点是:被上诉人州人社局作出2017年0542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事实是否清楚、调查程序是否合法、适用法律是否正确。
本院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规定,职工符合本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的规定,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三)自残或者自杀的。该条规定的“自杀”是指通过各种手段和方法自己结束自己生命的行为。本案曾曌在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精神科诊断、治疗记录,能证明曾曌生前患有不伴精神病性症状的重度抑郁,该病症发作可能导致患者出现自杀、自伤。曾曌2017年3月28日缢死,是重度抑郁症发作和工作压力共同驱使下造成的,但现行法律、法规及审判实务中尚未对精神病发作状态下的自杀与上述法条规定的自杀作出科学的界定和区分,故曾曌的缢死应视为自杀。《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即使本案将曾曌的缢死视为重度抑郁症发作,属于突发疾病,但其也不符合该条规定的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等应视同工伤的法定情形。因此,被上诉人州人社局经过调查核实认定曾曌系自杀,进而依法不予认定工伤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及请求均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处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陈思存负担(已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 芳

审判员: 杨 洁

审判员: 吴启贤

二O一八年七月三十日

书记员: 黄雨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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