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案例角度区分劳务派遣与劳务外包

案例简介

韩某2010年7月1日进入A公司,合同约定派遣韩某至B公司从事司机工作。2014年1月27日韩某与C公司签订了期限为2014年2月1日至2016年6月30日的劳动合同,该劳动合同约定:“1、韩某理解并知晓:(1)C公司根据与B公司签订的服务合同,选定韩某且韩某愿意参与相关服务工作;(2)C公司是韩某的唯一雇主,韩某代表C公司为B公司提供相关服务并不意味着韩某与客户之间存在任何雇佣或用工关系。”“5、韩某加班的,C公司支付相应的加班工资。”劳动合同的员工告知书载明:本合同为服务外包性质的劳动合同,本次劳动合同到期合同自行终止,届时不再书面通知。韩某必须遵守B公司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等,韩某出现违反规章制度等情况时,B公司可建议和通知C公司对韩某进行相应的劳动纪律处分,直至将韩某退回C公司。
2014年2月A公司为韩某办理了退工。后韩某的社会保险由C公司缴纳,工资亦由C公司发放。2016年4月18日,C公司出具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书,双方关系于2016年6月30日到期终止, C公司支付韩某终止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
2016年7月20日,韩琦至仲裁委员会申诉,要求B公司支付:法定节假日、双休日以及超时加班工资及应休未休年休假工资。

一审法院认为:
劳务派遣与劳务外包虽然用工单位都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但劳务外包关系一般具有:用工单位与外包单位之间存在委托服务合同;外包单位负责管理劳动者;外包单位向劳动者支付报酬等特征。从本案现有证据看,2014年2月至2016年6月期间韩某和C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合同已明确韩某知晓C公司与B公司签订有服务合同,亦载明系C公司对韩某行使加班审批、违纪处分等管理措施;员工告知书也明确本合同为服务外包性质的劳动合同,合同到期自行终止;该期间韩某的劳动报酬、报销款由C公司发放。基于上述情况韩某主张2014年2月至2016年6月期间属于劳务派遣而非劳务外包,缺乏事实、证据依据。韩某在工作中接受实际用车人的具体调派及受相应制度的约束,如遵守B公司的规章制度,接受B公司高管的调遣,系基于B公司与C公司之间的提供司机驾驶的劳务外包服务关系,但并不能因此否定劳务外包关系的成立。

二审法院认为:
劳动关系的建立及相关权利义务应当由用人单位及劳动者依法经过平等协商达成一致。韩某于2014年1月31日与A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并于次日起与C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劳动合同中明确载明C公司与B公司之间签订有服务合同,韩某与B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雇佣或用工关系,此后确由C公司为韩某发放工资、缴纳社保。上述事实表明韩某对于其与A公司及B公司解除劳务派遣关系是明确知晓的,并与C公司就劳动关系的建立、履行方式、权利义务等达成一致意见且未违反强行法之规定,并无不妥。另一方面,韩某所任岗位为一对一的司机服务,接受车辆使用人的用车指示并无不当,现韩某主张与C公司、B公司存在劳务派遣关系,但根据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案号
(2017)沪02民终1563号
判决时间
2017年3月24日
判决原文

韩琦与上海力加力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酩悦轩尼诗帝亚吉欧洋酒(上海)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二审民事判决书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7)沪02民终156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韩琦,男,1975年3月8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曲庆云,上海申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力加力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虹口区。

法定代表人:白冰青,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田际雷,上海市白玉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酩悦轩尼诗帝亚吉欧洋酒(上海)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

法定代表人:JEAN-MARC,MAURICE,MARCELLACAVE,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傲霜,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上海申馨人力资源外包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

法定代表人:白冰青,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葛嘉琴,公司员工。

上诉人韩琦因与被上诉人上海力加力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加力公司”)、被上诉人酩悦轩尼诗帝亚吉欧洋酒(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洋酒公司”)、原审第三人上海申馨人力资源外包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馨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2016)沪0109民初204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2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韩琦上诉请求:撤销(2016)沪0109民初20450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混淆了劳务派遣和劳务外包,两者在对劳动者的管理、报酬计算方式及适用法律方面均有区别,本案中韩琦在洋酒公司作为高管司机是一对一的服务,接受洋酒公司的管理和调遣,申馨公司未对韩琦进行实际管理。洋酒公司针对高管司机岗位申请了不定时工作制,也说明洋酒公司是依照劳动法对韩琦进行管理而非合同法。综上,洋酒公司是申馨公司是假外包、真派遣,符合《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第27条:“以承揽、外包名义按照劳务派遣用工形式使用劳动者的,应认定被派遣者和用工单位之间是劳务派遣中的实际用工关系。”

力加力公司辩称,韩琦与力加力公司间的劳动关系已于2014年1月31日解除。韩琦与申馨公司建立劳动关系,申馨公司与洋酒公司是劳务外包关系。综上,不同意韩琦的上诉请求,要求维持原审判决。

洋酒公司辩称,韩琦与力加力公司间的劳动关系已于2014年1月31日解除,韩琦提出的此前的加班工资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2014年2月1日起,洋酒公司和申馨公司是劳务外包关系,申馨公司也就高级管理人员随行驾驶员申请了不定时工作制。综上,不同意韩琦的上诉请求,要求维持原审判决。

申馨公司书面辩称,不同意韩琦的上诉请求。韩琦要求洋酒公司支付2013年1月1日至2016年3月31日期间的加班工资,与申馨公司无关。申馨公司认可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部分,没有事实及证据补充。

韩琦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洋酒公司支付2013年1月1日至2016年3月31日期间的法定节假日、双休日以及超时加班工资人民币(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345,334.8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韩琦2010年7月1日进入力加力公司,双方先后签订了两份劳动合同,最后一份劳动合同期限为2013年7月1日至2016年6月30日,合同约定派遣韩琦至洋酒公司从事司机工作。

2014年1月27日韩琦与申馨公司签订了期限为2014年2月1日至2016年6月30日的劳动合同,该劳动合同约定:1、鉴于韩琦理解并知晓:(1)申馨公司根据与洋酒公司(以下简称“客户”)签订的服务合同,选定韩琦且韩琦愿意参与相关服务工作;(2)申馨公司是韩琦的唯一雇主,韩琦代表申馨公司为客户提供相关服务并不意味着韩琦与客户之间存在任何雇佣或用工关系……;2、韩琦工作岗位类别为驾驶员;3、根据韩琦工作岗位特性,申馨公司对韩琦实行不定时工作制;4、韩琦的劳动报酬月基本工资3,964元,月岗位津贴500元。韩琦的加班工资等的计算,以月基本工资为计发基数;5、申馨公司根据业务需要安排韩琦加班或韩琦申请并经其上级主管书面批准同意加班的,申馨公司按国家和本市的规定安排韩琦调休或是支付相应的加班工资。该劳动合同的员工告知书载明:本合同为服务外包性质的劳动合同,本次劳动合同到期合同自行终止,届时不再书面通知。韩琦必须遵守项目服务单位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等,韩琦出现违反规章制度等情况时,项目服务单位可建议和通知申馨公司对韩琦进行相应的劳动纪律处分,直至将韩琦退回申馨公司。

2014年2月力加力公司为韩琦办理了退工,退工日期为2014年1月31日,退工原因合同解除。后韩琦的社会保险由申馨公司缴纳,工资亦由申馨公司发放。

2016年4月18日申馨公司出具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书,该通知书载明:“韩琦与本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在本公司酩悦轩尼诗产品项目担任驾驶员岗位,你的合同将于2016年6月30日到期,届时公司将不再与你续签。公司将按国家规定依法为您结算补偿金……”。韩琦收到该份通知,实际工作至5月3日,后双方关系于2016年6月30日到期终止,当日申馨公司支付韩琦终止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

2016年7月20日,韩琦至上海市虹口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诉,要求洋酒公司支付:1、2013年1月1日至2016年3月31日期间的法定节假日、双休日以及超时加班工资338,456.30元;2、2015年1月1日至2016年6月30日期间应休未休年休假工资6,450元。2016年9月5日该仲裁委作出裁决对韩琦的申诉请求均不予支持。韩琦不服遂起诉至法院。一审法院审理中,韩琦放弃主张2015年1月1日至2016年6月30日期间应休未休年休假工资。

一审法院认为:一、劳务外包,也称业务外包、服务外包等,它是企业整合其外部优秀的专业化资源,达到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一种管理模式。劳务外包一般由用工单位将其部分业务或工作发包给相关外包单位,由该外包单位自行安排劳动者按照用工单位的要求完成相应的业务或工作,形成用工单位、外包单位、劳动者三方关系。劳务派遣与劳务外包虽然用工单位都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但劳务外包关系一般具有:用工单位与外包单位之间存在委托服务合同;外包单位负责管理劳动者;外包单位向劳动者支付报酬等特征。从本案现有证据看,2014年2月至2016年6月期间韩琦和申馨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合同已明确韩琦知晓申馨公司与洋酒公司签订有服务合同,亦载明系申馨公司对韩琦行使加班审批、违纪处分等管理措施;员工告知书也明确本合同为服务外包性质的劳动合同,合同到期自行终止;该期间韩琦的劳动报酬、报销款由申馨公司发放。基于上述情况韩琦主张2014年2月至2016年6月期间属于劳务派遣而非劳务外包,缺乏事实、证据依据。韩琦在工作中接受实际用车人的具体调派及受相应制度的约束,如遵守洋酒公司的规章制度,接受洋酒公司高管的调遣,系基于洋酒公司与申馨公司之间的提供司机驾驶的劳务外包服务关系,但并不能因此否定劳务外包关系的成立。

二、2014年2月至2016年3月期间韩琦与洋酒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亦不属于劳务派遣关系中的用工关系,故韩琦要求洋酒公司支付2014年2月至2016年3月期间加班工资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2013年1月1日至2014年1月期间韩琦与力加力公司建立劳动关系被派遣至洋酒公司工作,根据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双方关系于2014年1月31日解除,韩琦2016年7月20日才提起诉讼已超过了仲裁时效,且韩琦该诉请时间段已超过二年,用人单位已不保存工资支付记录等材料,故该期间韩琦主张加班工资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

一审法院判决:韩琦要求酩悦轩尼诗帝亚吉欧洋酒(上海)有限公司支付2013年1月1日至2016年3月31日期间的法定节假日、双休日以及超时加班工资345,334.80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首先,关于韩琦主张其与申馨公司、洋酒公司之间存在劳务派遣关系一节,本院认为,劳动关系的建立及相关权利义务应当由用人单位及劳动者依法经过平等协商达成一致。韩琦于2014年1月31日与力加力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并于次日起与申馨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劳动合同中明确载明申馨公司与洋酒公司之间签订有服务合同,韩琦与洋酒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雇佣或用工关系,此后确由申馨公司为韩琦发放工资、缴纳社保。上述事实表明韩琦对于其与力加力公司及洋酒公司解除劳务派遣关系是明确知晓的,并与申馨公司就劳动关系的建立、履行方式、权利义务等达成一致意见且未违反强行法之规定,并无不妥。另一方面,韩琦所任岗位为一对一的司机服务,接受车辆使用人的用车指示并无不当,现韩琦虽在二审中主张与申馨公司、洋酒公司存在劳务派遣关系,但根据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其次,关于加班工资一节,原审法院根据韩琦与力加力公司、洋酒公司之间劳动关系、用工关系的实际情况,分别从申请仲裁时效、加班工资支付主体等方面进行了论述,理由充分,据此做出的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元,由上诉人韩琦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樱

审判员 姜婷

审判员 赵静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丁洁琼

 

 

微信服务号和邮件订阅

扫描二维码,订阅服务号(CLL劳动法),使用便捷劳动法计算器!

订阅电子邮件期刊列表,收阅每周最新专栏文章和知识库文章,了解最新服务信息。

订阅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