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砖窑事件”引发的法律思考(原载于《甘肃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专栏:

hzy2009年的5月底,安徽界首黑砖窑事件披露“来自安徽、山东、河南、湖南、湖北等地的32名智障人员,被黑心矿主带到安徽省界首市两个砖窑厂做苦力,住的是透风漏雨的草棚,吃的是最差的馒头稀粥,却每天被强迫干活十多个小时,稍有不从便被看守人员棍棒相加”,黑窑主张某“仅仅花两三百元就能‘买’个智障劳力”,“张某某将这些流浪人员连哄带骗地带到砖窑厂后,这些流浪人员就被控制,在棍棒和皮鞭下每天被迫劳动长达十五六个小时。除了简单的一日三餐外,他们没有人身自由,也没有任何报酬”

在《劳动合同法》公布两周年之际,这一则新闻似乎在刻意的唤醒我们两年前的记忆。2007年6月5日,大河论坛出现题为《罪恶的“黑人”之路!孩子被卖山西黑砖窑400位父亲泣血呼救》的帖子,帖子以400位河南籍父亲的口吻陈述:他们的孩子被人贩子拐骗,以500元的价格被卖到山西黑窑场做苦工帖子里描述了黑砖窑苦工受到的惨无人道的待遇和窑主令人发指的行径。这一帖子引起全国的震动和关注。

两年前后,中国出现了两起黑砖窑事件这两起黑砖窑事件带给我们怎样的法律思考,本文试作探讨。

一、规范文明行为的法律规范是否能够制止野蛮?

而对黑砖窑事件,两年前后的社会反响几乎完全一样。两年前的帖子可以说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了网民的普遍关注:“发生在山西黑砖窑里的一切,只能用惨绝人寰来形容。他们的‘悲惨世界’在‘世界无童工日’(6月12日)左右被媒体披露,也许纯粹是一个巧合,却‘巧合’得让人如此心痛。”一时间人们都在呼吁,帮帮这些可怜的父亲们,救救那些挣扎在生死边缘的孩子们,严惩为钱草菅人命的黑心窑主。两年后同样的事件,依然激起了今天网友们愤慨:“奴工的存在是社会的莫大耻辱”,“界首的奴工事件再次告诉我们,在这片讲求法治与文明的土地上,仍然在时刻滋生着践踏人性底线与挑战文明规则的恶行”、“黑窑主们连人性都没有了”、“惨无人道!毫无人性!”。在群情激愤之下,两年前很多黑砖窑主被抓获、被拐骗的农民工纷纷获救;今天依然是“张某某等10人已因涉嫌强迫职工劳动罪被刑拘”。两年前后的黑砖窑事件是一起涉及犯罪的野蛮事件,这是社会各界的共识。

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两年前后官方的姿态有所不同。两年前的帖子经媒体的披露并惊动了高层,迅速成为社会焦点。今天有关方面的表态则低调了很多,黑砖窑事件多少让他们感到了一些尴尬。两年前黑砖窑案催生了一部重要的法律,那就是《劳动合同法》,人们曾寄希望通过这部法来杜绝类似事件的发生。

两年前,有一篇文章在谈到“血的代价总算换来了法治车轮的进步”时说道:“那么山西黑砖窑案呢?不可谓不残忍至极的这一血泪事件,能给中国法治进步带来什么?它能推动笨重的法治车轮哪怕非常微小的一点前进吗?所有的民工故事都可以证明一点,那就是《劳动法》对弱者的保护无比脆弱。”“当《劳动法》所保护的对象被人当奴隶一样买卖,而且早已不是‘个案’而成为一种‘现象’时,我们就应该考虑《劳动法》的保护力度是否太弱,对执行《劳动法》的部门责任是否规定得太少太轻?当一部法律在现实中的落实被大打折扣,甚至形同废纸,那么这部法律本身就必然值得反思。”这篇文章的基本立论是黑砖窑事件的发生是“《劳动法》对弱者的保护无比脆弱”的必然结果,“这部法律本身就必然值得反思”。值得注意的是,这不是一篇孤立的文章,代表的是一种社会思潮。

“反思”的结果,是将希望寄托在《劳动合同法》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2007年6月24日下午在分组审议劳动合同法草案时,一位叫李连宁的委员说的话被当时媒体广泛宣传:“山西‘黑砖窑’事件出来以后,我又用这个草案对了一下黑砖窑的一些违法用工情况,劳动合同法很多问题都可以管住。”人大常委会的诸多委员们甚至认为《劳动合同法》似乎是为“黑砖窑”事件量身定做的一样,具有很强的针对性。“这说明,我们的立法前瞻性比较好,考虑到了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这些委员当时对通过《劳动合同法》来制止“黑砖窑”事件,不仅是充满信心,甚至有些迫不及待:“让这个法尽快实施,发挥应有的作用。”那部在此前分歧很大,久拖难决的法律,一下子似乎找到了统一思想的方法,《劳动合同法》在四天之后得以通过。通过时,之前备受争议的法案获得“146名出席者,145票赞成,1人未按表决器”的高票。毕竟,有哪一个人大常委会常委愿意表示同情黑窑主呢?

被人们寄予厚望的劳动合同法,对黑砖窑等非法用工主体的规定与十几年前的劳动法里的规定基本无异,因此劳动合同法对黑砖窑的打击效果也不可能比劳动法有什么实质性的突破。被人大代表称为前瞻性、针对性的规定,劳动法中就已存在了。既然在劳动法的环境下,发生了山西“黑砖窑”事件,怎么可能指望将原有的法律抄一遍,就能杜绝新的违法现象出现呢?当然《劳动合同法》对于合法主体的规范极其具体、细致,例如按时发工资,工资不能低于最低工资、规章制度要通过工会,但黑砖窑主会遵守吗?还有些规定甚至在世界“领先”如书面合同、无固定期限合同、不得解雇,我们希望黑砖窑主遵守吗? 《劳动法》也好,《劳动合同法》也好,总体上是规范文明行为的法律规范,这类规范是否能够制止野蛮?

面对这一“反思”的说法,笔者当时写下这样的一段话:“问题是我们要反思的是什么?如果我们在‘反思’的名义下,‘思反’了,那就会使惨绝人寰悲剧重复上演。”不幸被笔者言中,两年过去了,似乎什么也没有改变,所有的情节何其相似唯一变化似乎只是当年的拐卖价格是500元,而今却只要“花两三百元就能‘买’个智障劳力”。奴工变得更为廉价。于是当年那些承诺“黑砖窑的一些违法用工情况,劳动合同法很多问题都可以管住”的人失语了,也许他们对自己两年前的表态也已经失忆了。与两年前的高调相比,相关部门的沉默显得非常无奈。

二、劳动立法研究中野蛮与文明的规范错位

其实,这种“反思论”在当时就是极其幼稚的,以“黑砖窑’事件统一思想,可能我们已经被引入一个刑民不分的灰色区域。刑法打击的是犯罪,制裁的是野蛮;劳动法与民法相类似,调整的是正常的社会关系,面对的是工业文明。管束野蛮靠的是公安部,管束文明靠的是劳动部。两年前,山西黑砖窑案发生时,当我们派出劳动部时,可能已经注定了我们会进入误区。

《劳动合同法》是调整劳动关系的,这是最简单的常识当我们试图用这样的法去“管住黑砖窑”时,我们已经进入了两种选择:要么你把黑砖窑与奴工的关系当作劳动关系,那是把野蛮当文明来对待;要么你把企业与劳工的关系当作犯罪关系,那是把文明当野蛮来对待。不幸的是,两种想法都存在。

(一)将犯罪关系当作劳动关系,是把野蛮视为文明

“‘在《劳动法》实施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强资本的影子,我们看到了黑砖窑。黑砖窑这个血汗工厂我认为已经够残酷了’在郭军看来,劳动者尤其是廉价劳动力的生存状况,表明《劳动合同法》的制定非常有必要。”黑砖窑与“强资本”有关系吗?黑砖窑是“在《劳动法》实施的过程中”出现的吗?郭军是《劳动合同法》的主要起草者之一,然而其对劳动关系与犯罪关系似乎也未分清。比较起来,常凯至少还能将黑砖窑与“血汗工厂”相区别:“山西黑砖窑案的劳工却是被骗来的,没有任何自由,生命健康等人的最基本权利没有任何保障。它甚至都不是资本主义早期的一种对工人的压榨‘血汗工厂’,因为即使在这一类的工厂中,工人还是享有自由的,而黑砖窑则已经倒退到奴隶社会的奴工或奴役。”

黑砖窑不是企业,甚至不是血汗工厂;奴工也不是劳工企业与劳工之间是劳动关系,黑砖窑对奴工所实施的是犯罪行为,根本构不成劳资冲突。劳资冲突至少是建立在现代文明基础上的。黑砖窑的“强迫劳动”是以黑恶势力绑架、拐卖的方式获取的“劳动力”,以剥夺自由和威胁生命的暴力手段实现强迫劳动,这种强迫劳动所形成的限制人身自由的奴隶关系,显然与国家法律规定中的“劳动关系”风马牛不相干。无论我国原来的《劳动法》是否如当时的一些官员、学者、媒体人所说“对弱者的保护无比脆弱”“在现实中的落实被大打折扣,甚至形同废纸”,黑砖窑的出现,与劳动法的实施无关。如同绑架发生在教室中,你无法责怪教育法;杀人发生在公路上你无法责怪道路交通法一样事实上,郭军所说的“表明《劳动合同法》的制定非常有必要”也确实已经落实,但那部很有必要的《劳动合同法》管住黑砖窑了吗?

(二)将劳动关系当作犯罪关系或侵权关系,是把文明视为野蛮

劳动关系在正常进行的时候被当作侵权关系。常凯对用人单位经常喜欢用的一个比喻是“土财主”。“土财主”本身就不可能构成劳动关系,劳动关系或劳资关系至少是资本主义以来的产物,如果说郭军没有将奴隶关系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区别开来,常凯则将封建关系与资本主义关系混为一谈。这种混淆在法律理论上的反映则是将合同关系混同于“侵权关系”“从立法假设的角度来看,劳动法是将雇主设定为侵害劳动者权利、引发劳资冲突的最直接主体而来构建法律体制的。因而,劳动法对于雇主而言更多的是限制而不是保护。”劳动合同立法本是规范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劳动合同签订、履行、变更、解除过程的法律,按照常凯的逻辑,这一过程也应当是侵权发生、变化、完成的过程。既然劳动关系是一种侵权关系,为什么不直接禁止侵权的发生,干脆像黑砖窑那样,关闭所有的企业,禁止劳动关系的存在呢?

侵权责任是指侵犯了权利人因法律规定而产生的法律责任,侵权责任的产生,并不要求一个合约的存在,侵权过程一般也不会按事先的约定来完成。如果法律预先将雇主设定为侵权主体,劳动者设定为被侵权主体,劳动合同的合约的安排就成为多余。侵权主体与契约主体最明显的区别是侵权主体往往是因触犯法律产生出来的应当承担赔偿义务的主体。用人单位在签订劳动合同时被预先设定为侵权主体、过错主体,也可说是一种原罪,双方当事人显然并无平等协商的可能性。将契约关系改造成侵权关系,显然将根本否定劳动合同签订的意义以国家为本位的封建专制,也可以法律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形式,违反法律就可能成立一个侵权关系。封建专制可以接受一个“侵权责任”的制度安排,它所不能接受的是契约关系。当事人的契约作为一种意思自治的形式,本身有对抗国家的作用。事后看来,劳动合同立法最大的问题,正在于对契约制度的忽视。

劳动关系如有问题就更被当作犯罪关系。在华为发生了一起员工自愿加班,因劳累而病死的案件时,有网友建议“强烈建议追究华为有关负责人的刑事责任”“中国血汗工厂。华为老板你该被判死”。民间存在着将企业社会责任数量化的“胡润企业社会责任50强”排名。这个“从公益事业领导力和透明度、就业人数和纳税金额、员工权益及环境保护、慈善捐款金额四个方而来评价一个企业社会责任,并各占25%的权重,最终确定50名上榜企业”的排行榜,华为在2007年、2008年均榜上有名(同样入榜的,也有被中国人倍加赞扬的福特公司)如果华为任正非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甚至应当“判死”,不知中国还会剩下几个企业家。

尽管网友建议是一个业余的意见,但在我国有时候最专业的意见与最业余的意见竟然非常相似。郭军在讲到“华为集团的床垫文化、过劳死,是典型的违法”时,也是将华为集团、肯德基、麦当劳与黑砖窑相提并论的。我国劳动法学界最负盛名的学者,50年代就曾参与劳动法的起草工作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关怀称,他准备写一份立法建议书,修改劳动法具体而言,他认为“过劳死是企业剥夺员工的休息权,造成劳动者超负荷工作并导致其死亡,企业主应受刑事制裁。”“过劳死”本是一个有待厘清的概念,在还缺乏明确界定的时候,这些学者已经急不可耐地要用刑法制裁了。

2005年上半年,由《中国青年报》的调查中心和央视资讯合作实施的一项调查显示,我国每天工作时间超过8小时的人有65.6%,有20%的人每天工作时间超过10小时,有82%的人选择加班,尤其是年龄在20至40岁的人群中较为普遍。可见,超时加班已成为了一种普遍的生活状态。正是在这种状态下,触口惊心的“过劳死”已经悄然来到了我们身边。近年来,员工因为长期加班、过于劳累而导致“过劳死”的新闻不胜枚举。依这些学者的建议,我国的当务之急似乎是去造监狱,以关押企业主。

《劳动合同法》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下得以通过的,企业主很大程度上被视为侵权主体、犯罪主体,与黑窑主混为一谈。这种混淆实际上是野蛮与文明的一种认识上的错位。这种认识上的错位也必然会形成法律规范上的错位。

三、野蛮与文明规范错位的历史根源

劳动法是社会法的组成部分。从法律的发展史来看,经历了古代法的一元法律结构到近代法二元法律结构再到现代法的三元法律结构的演变过程。社会法的一些法律责任形式正是这一历史沿革中产生出来的。

古代法基本上是一种一元法律结构,以诸法合体为特征。反映在法律责任上具有以下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刑民不分,以刑为主;二是责任形式带有原始复仇的遗迹,具有野蛮性、残酷性。在现代纯属民事的问题,在古代则要处以刑罚。

近代法继承了罗马法学家公私法的观念,将法律分为公法和私法,开诸法分离之端在法律责任上,除保留原有的刑法责任外,又分离出作为私法责任的民事责任和作为公法责任的行政责任。这种划分成为近代法的鲜明特色。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一经系统化,在强制程度、功能性质、承担方式、归责原则等方而均不相同两者径渭分明,是与私法与公法的对立相适应的民事责任是为了“保护权利”,而行政责任是在保障行政活动前提下,“限制权力”。野蛮与文明有了更清楚的界定。

随着强势主体与弱势主体的出现,在传统的私法领域中,出现了“私法公法化”、“公法私法化”的法律现象,这种演变的结果是形成第三法域,即私法责任与公法责任在社会法的框架内出现了融合,从而整合出一套既区别于私法也区别于公法的法律责任。依笔者看来,当代法律责任很大程度上是以公法法律责任(刑事责任、行政责任)、私法法律责任、社会法律责任并存为特点的。

社会法律责任也是一种综合法律责任,与劳动基准法相配套的惩罚性赔偿、严格责任、无过错责任,与集体谈判相适应的法人责任,这种综合法律责任都是法律责任进一步精细化的反映,也提高了法律的文明程度。三元法律结构的出现,使社会法律责任出现了新的特点,公法责任与私法责任整合出了一种新型的综合调整的法律责任,也可称为新型的诸法合体。虽然同为综合性的法律责任,但是现代的社会法律责任与古代的诸法合体时期的法律责任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社会法律责任并不是要去替代或覆盖原有的三种责任,而是作为三种责任的一种补充而与其以并列的方式共存。从整个社会的法律结构看,这是一种个别调整与综合调整并存的法律格局。

如果我们更精细地看一下法律责任的归责原则、责任主体、责任方式在许多方而都出现了某种否定之否定的情况。例如:在归责原则上从结果责任到过错责任再到严格责任、无过错责任。这是一个从客观归责到主观归责再到客观归责的过程。又如,在责任主体上,从团体责任到个人责任,再到一定程度的团体责任。当然两种客观责任、团体责任从内容上看是截然不同的。新型诸法合体与传统诸法合体由于有着形式上的相似性,给我们的认识增加了难度,从而使我国一些著名劳动法学者发生了将旧有责任当作新型责任,以及将新型责任当作旧有责任的情况。

将旧有责任当作新型责任的典型当称常凯的“劳动刑法理论”。“山西黑砖窑事件,是一种在劳动领域的系列刑事犯罪是市场经济中所而临的一个新的问题。对此,我们应该通过劳动刑法来解决劳动领域的刑事犯罪问题。在这方面,我们的研究和立法都很薄弱的,对于这个新问题,亟须从法律上给予解决。”这种认识并不恰当,这里并不存在“市场经济中所而临的一个新的问题。”暴力侵害是我国走上法制道路后的老毛病,黑砖窑事件没有及时得到处理,只是一个执法不严的问题。事实上,刑法没有修改一条,两年前很多黑砖窑主被抓获,今天依然是“张某某等10人已因涉嫌强迫职工劳动罪被刑拘”。我国刑法根本不必做出修改,更不需要搞什么劳动刑法。

将新型责任当作旧有责任的代表当推关怀的“‘过劳死’刑事制裁理论”。“过劳死”缘于劳动者长期超时劳动或高强度劳动以及由此相关联的精神压力。“过劳死”一词缘自日本,20世纪七八十年代是日本经济迅速繁荣的重要时期,因激烈的市场竞争的压力,导致人们身心极度疲劳直至死亡的现象时有发生。当时,日本每年都有1万多人猝死,被称为“过劳死”意思就是因劳累过度而死亡。后来在日本政府的干预下日本立法率先把“过劳死”问题纳入了工伤保护范围,从而使其能以劳动基准法来规范,并以无过错责任的方式获得赔偿。目前日本国内在“过劳死”问题上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具体的认定标准上。从总体上来说,过劳死问题在现代文明国家里的趋势是着重从工伤赔偿的角度,对“过劳死”进行法律保护,并将其纳入社会保险。工伤实行的是无过错责任,也可以说基本上是一种以客观归责为原则的赔偿制度,也是较为现代的一种制度安排;但如果将这种客观归责直接导入刑法制裁,那就是古代法的制度安排。毕竟,在现代刑法中不可能不强调犯意在“过劳死”案件中,雇主虽然可能违反了劳动法中工时规定,但并没有伤害或杀人的故意或过失,因此从主观方而看,不可能承担刑事责任。从笔者所了解的情况看,也没有国家将出现“过劳死’,情形的雇主直接列为犯罪。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将旧有责任当作新型责任,还是将新型责任当作旧有责任,我国学者都是要将劳动合同法改造成为劳动侵权法或劳动刑法,其实质都是用古代法替代现有的法律制度。英国法学家杰克伯在其《刑事责任》一书中写道:“早期的法律是不区分民事违法和刑事犯罪的。任何对人身的伤害就会引起血亲复仇,法律的主要作用是用提供血亲复仇的方法去维持和平,它保持了复仇的正确性。”因此,“刑民法结合,重刑轻民,对民事伤害等也适用刑事制裁。”可见,劳动合同立法时,我们弥漫的氛围,并不是用现代法制思想改造我国的现行制度,而是要将我国的法律制度拉向倒退。

 四、野蛮与文明规范错位的现实原因

如果我们将野蛮与文明规范错位的原因只是归结为某些法学理论上的失误,未免太过肤浅,它无法解释为什么在这一时期我们会有如此多的法律研究者、法律工作者甚至直接决定我国立法走向的起草者、表决者都接受这一比较低级的错误。有一部彩色动画片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劳动合同法》制订时的氛围。《劳动合同法》起草过程中,正在热播《喜羊羊与灰太狼》,这是一个羊和狼的故事。开播四年多来,这一电视剧已经播出500多集。2009年元月,根据这部电视剧塑造的羊、狼形象创作的电影,更是以600万元的投入仅在上映的十多天内就创下了超过8500万元的票房收入,主创人员将其称为“留给21世纪出生的孩子们的集体记忆”。奴工与黑砖窑关系确实有些像羊落狼口,不过羊狼故事却是用来说明劳动关系的。

《喜羊羊与灰太狼》主创人员在谈到形象定位时,讲了两个重要的设计原则,一是角色要对立,关系要简单;二是故事要有娱乐性。这两个设计原则不幸有时也成为我们讨论劳动问题时的指导思想。其实劳动立法的讨论,也被包装成一部羊和狼的童话故事,只是名宇换成了劳资斗一争,角色对立,关系简单许多媒体、劳动法专家津津乐道于这样一个童话故事,这一故事也确实很有娱乐性,能够吸引眼球。

一些研究劳动关系的学者认为:资方“过度的剥削工人”,“劳资冲突已经成为了社会的主要矛盾之一”。这种劳资冲突有时也被说成是“劳资博弈”。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部分研究者的字典中,“劳资博弈”指的是劳资阶级斗争。“在私有制企业中,劳动关系即是劳资关系,具有明显的阶级关系的性质。而劳资关系法制化的实质,即是通过法律来维护、保障和实现劳动者的权利。”中国的劳动关系被描绘成为一个狼吃羊的故事国家提高标准,并借助行政执法,助羊打狼,自然成为基本思路。

不仅企业与员工是狼羊关系,学者中也须分出狼羊。“华东政法学院一位教授就表示:劳动合同法草案中保护劳动者的过高标准根本无法实行,有‘贵族法’和‘观赏法’之嫌。”“与劳资对立相比,专家学者阵营的分裂似乎更堪玩味。一些专家学者看似‘公允’的言论,似乎难逃资方代言人之嫌,无形中扩张着资方的立法权。”这是某份全国极有影响的报纸对笔者的评价。在此之前,这种声音就已经不绝于耳。先不说这些媒体对笔者观点概括的是否准确,只因为说“过高标准根本无法实行”,只因为“看似‘公允”,你就“难逃资方代言人之嫌”?一个学者的声音怎么会“扩张着资方的立法权”。这种评论恐怕才“更堪玩味”。

“更堪玩味”的是,还有一些学者也以这种狼羊标准对彼此非常熟悉的其他学者进行划分从劳资冲突出发,《劳动合同法(草案)》讨论被这些学者定性为“带有劳方或资方倾向的对《草案》是作基本肯定还是基本否定的争论”,并进一步说明“尽管有学者声称无意成为劳方或资方代言人,但其立场昭然若揭。”这是一种似曾相识的语言,也是已经久违了的语言!

全国人大将《劳动合同法(草案)》公开,目的是向社会征求意见,学者对一个草案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都是一种独立的声音,为什么“基本肯定”会变成劳方代言人,“基本否定”会变成“资方代言人”呢?这种现象其实反映的是阶级冲突的思维已经成为劳动合同法草案讨论中的基本思维。在一些学者看来,既然“劳资冲突已经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之一”,发生在劳动领域中一切包括学者的争鸣都应打上这一矛盾的烙印。这也是一种久违了的思维观念!

社会法是建立在当代文明的基础上,是要让社会关系的调整更加精细,更具有针对性。当“角色要对立,关系要简单”“故事要有娱乐性”想法,成为我国劳动法学研究的基本想法时,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背离了社会法的基本思想中国正在经历着一个特殊的时期,而对一些社会乱象,直接的社会反应往往是泛道德化的反思和批判。这种泛道德化的批判描绘了一幅暗淡的世象图:官员腐败、医生黑心、教师逐利、学者无良、企业家贪欲……似乎社会的各个方而都有问题然而,这样的反思和批判看似慷慨激昂,实则具有严重的误导性。因为,它将源于社会利益结构多元化的利益差异,基于不同的学术思想而产生的视角差异,统统纳入了道德冲突,甚至是阶级冲突的范畴。具体的利益差异、学术观点分歧,一旦被置于道德分析,甚至于是阶级分析的框架之中,就不会再被视为利益分歧或学术争鸣,而被归结为好与坏、对与错、良心与黑心、正义与邪恶的对泉。于是改革开放也被描绘成少数人受益,多数人受害这样简单的过程。市场经济发展的似乎有了逆向调整的要求,劳动法演变为劳动侵权法,甚至劳动刑法也就不感到突兀了。这种学术研究对于立法的影响越大,越具灾难性。

无论法律人、媒体人如何想,中国的一些数字是真真切切,难以回避的:据世界银行统计,20年里,4亿人口脱贫;拥有20个5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100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自2000年以来,2亿农村人口离开乡村定居城市。这种城市化进程本身是一种历史进步。世界银行的一篇文章说:“在中国,收入分配处于底层的10%的人,10年来收入增加了42%,中间层增加了115%,而处于顶层的人增加了168%。”

中国的改革开放虽在分享改革红利上存在差异,总体上仍是一个让全体人民受惠的极其成功的巨大改革。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诸多问题也接踵而来。在我国劳动者是分层的,企业的情况也千差万别。由于董事长、总经理也是劳动者,处于顶层的人员中既有企业主也有劳动者;同时,中国大量的中小企业还在生存线上挣扎,中间层也是企业主与劳动者同在。这绝不是“角色要对立,关系要简单”的狼羊思维所能概括的。然而,部分弱势群体由于分享改革红利上的差异而存在不满情绪。这种情绪很容易被导入狼羊的极端思维中。

当复杂的社会生活被描绘为羊和狼,而且是羊战胜狼的童话故事时,恐怕就不是一个喜洋洋的结果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还从来没有一部法律让中国的企业界,自上而下群体性感到震惊、忧虑、恐慌。守法还是违法?规避还是执行?观望还是撤资?”这种群体性的震惊、忧虑、恐慌,一旦付诸行动,会产生巨大的社会震荡。2007年下半年,在我国媒体一片“流动性过剩”的提法时,郎咸平提出中国的问题是投资营商环境恶化的理论。郎咸平所说投资营商环境恶化中很重要的一项是指劳动合同法的公布。他将起草者称为“一群人在象牙塔里而做文章的人,不知民间疾苦的人”,“这么重大的法令,竟然仓促推出到最后发现都是问题,最后变成双输,企业家输了,企业倒闭,那么你认为劳工会赢吗?他也被解雇,双输,目前就是这种情况,按照估计的话,劳动合同法如果认真实施的话,会使得中国应该接近三分之一企业倒闭。”

“中国人口13亿,地球上每5个人中就有一位是中国人;中国拥有几乎无限大的劳动力资源,有劳动能力的人口达7. 52亿;自2000年以来,2亿农村人口离开乡村定居城市,2030年以前,还将有3亿农村人口离开乡村来到城市。”劳动者毕竟是要吃饭的,没有了企业,自然没有了劳工没有了合法的企业,只能选择非法企业,极而言之,为了吃饭,没有了劳工也只能选择当奴工,那时恐怕奴工中就不仅仅是智障劳力。如果普通劳工也加入这一队伍,供求关系进一步改变,价格会不会继续降低?事实上,浙江、广东的一些地区也曾极其贫困,但当这些地区走向市场经济后,也就彻底挖去了产生黑砖窑的土壤,今天,在这些地方我们看到企业倒成一片。当现代文明不复存在时,能够茁壮成长的必然是野蛮。

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曾出现过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制,哪怕是有问题的资本主义也比封建制、奴隶制来得进步。这是文明与野蛮的区别。无论我们将野蛮当文明对待,还是将文明当野蛮对待,都是对现代文明的践踏黑砖窑不应出现在当今社会,更不应当重复的出现,然而,当我们将打击的武器用错了方向,推动的也许是人类社会的倒退。

标签:

著作权归原作者所有,禁止未经许可的转载


如果您对我们的网站有任何意见或建议,请至此页面填写

发表您的评论

*
*

微信服务号和邮件订阅

扫描二维码,订阅服务号(CLL劳动法),使用便捷劳动法计算器!

订阅电子邮件期刊列表,收阅每周最新专栏文章和知识库文章,了解最新服务信息。

订阅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