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后攒“积分”重返职场

专栏:

法国总统马克龙竞选时曾承诺,其任期内法国将维持62岁为最低退休年龄。然而最近该国政府中一些成员———甚至包括总统身边的人频频放话,称法国老龄化严重、62岁退休太早,难以维持社保体系运转。法国退休改革委员会主席经常说,本届政府关于退休制度的政策变化并不是改革,而是推行统一退休制度。新制度的宗旨是同样的职业生涯、同样的收入、缴纳同样的养老金,应获得同样的退休金。未来的退休制度或将参考瑞典模式,采用积分制,退休后重返职场的有望攒退休金积分。

 

事件源头:积分制”如何计算?

据了解,为了“公正和统一”,法国未来的统一退休制将把基础退休金、补充退休金、私企退休金、公职人员退休金、特殊工种退休金全部囊括,统一核算。计入缴纳养老金分摊金额的收入水平提高到社保规定的限额的三倍,比如2019年收入计入养老分摊金的收入水平为40524欧元/年×缴费比例,超过上限部分不扣除、也不纳入退休金计算范围。新法案通过后,收入计入分摊金的限额将在12万欧元左右。

未来的退休制度将用积分制,而非年限制。与现行制度一样的是,它将采用全民分摊,而非国家统筹注资方式来收缴分摊金,并且获得的款项将立刻投入退休基金中使用。不同的是,“平等”概念应用更广泛:私企员工退休时,将不再按照职业生涯中收入最高的25年来结算退休金;公职人员则不再按照最后半年的工资水平来计算退休金;最少工作年限的概念也将被取消。

按照积分制来计算退休金,同时意味着每位法国人凡缴纳一欧元退休分摊金,即可获得同样多的退休金。根据现行规定,如果某个季度收入不足以缴纳养老分摊金,将来计算退休金时,该季度将不被计算在内。将来的积分制可避免这样的空档期出现。而且一旦攒够积分,人们即可退休,无需为了获得全额退休金而延迟到67岁才退休。

 

瑞典模式:从全民福利到个体责任

1913年瑞典议会通过全国养老金法案,正式建立养老金制并于1914年开始实施覆盖全民的公共养老金制度,当时由基本养老金和补充养老金构成的制度体系具有鲜明的“全民养老”的特征。

20世纪80年代受经济形势及人口老龄化影响,瑞典养老金陷入入不敷出的财政困境,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养老金制度进行改革。1998年通过养老金改革法案,引进了名义账户和累积制账户,实行灵活的退休年龄机制,缴费模式由固定给付型(DB型)逐渐向缴费确定型(DC型)转变,加重了个人养老责任,减轻了政府财政支出压力。2003年修改完善的瑞典养老金体系正式建立,形成了分别以保障养老金、公共养老金、职业养老金和私人养老金为养老保障制度的多支柱体系。

简单说来,瑞典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改革实际上是完成了从全民福利制到以个人为基础的养老金收支体系的转变,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经济环境变动、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问题。但法国《解放报》引述2017年一份报告称,改革之后的瑞典退休体制导致92%的女性和72%的男性退休金减少。

另外应当注意的是,瑞典制度的一个关键是现收现付,每年根据当年收集到的在职人员缴纳的养老分摊金和经济增长情况发放退休金。也就是说失业率高、缴纳少,或者经济情况不佳,养老金会相应减少。但另一方面,这种模式也避免了将养老“债务”转移给后代。

 

美国模式:员工活到老干到老

改革后的瑞典模式与美国有某些共同点。美国普通民众的退休金,主要分为三部分,即社保退休福利、雇员养老金计划以及401K补充退休计划。领取社保退休福利,金额计算上主要看两方面:一个是积累的社会安全养老金的点数,另一个是年龄。获取退休金必须积攒40点以上,月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可积点,但每年最多4点,因此工作十年以上才有可能拿到退休金。

据2013年数据,法国老人最终到手的退休金占工作期间薪水的66%左右,美国老人则为41%。2016年,美国社安署向近6100万名老人发放退休福利金,在65岁以上者当中,对21%的夫妇和43%的单身/丧偶者来说,社安金是他们90%以上的收入。

401K或类似的补充退休金计划,主要是公民自己的专项存款,国家对这部分收入暂时不征税。60岁后便可以取出来,但届时需要缴纳收入税,由于年老者的收入低,所以税率会变少。但401K可以解决的问题微乎其微,一般收入的美国人只能向其投入工资的5%到7%。

雇员养老计划决定于工种和企业,公务员有特殊体制,可以拿到相对优厚的退休金。总体来说,一个工作了35年、每月收入都达到社保积点点美国退休老人,每个月最终拿到手的钱约为工作时的半数左右。美国联邦政府统筹的社保养老金在2015年和2016年,在正常退休年龄66岁退休的美国人取得养老金最高是每月约2600美元。

在美国,延迟退休、退休后打工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最直接的原因就是缺钱。劳工局数据显示,2013年,65岁以上的美国男性之中有24%的人仍在工作,65岁以上的女性中有15%的人仍在工作。

 

时代背景:推出“国家福利”缓和矛盾

现在欧美国家所谓的包括养老金在内的社会保险,尽管在一定时期内缓和了劳资间的矛盾,但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实质,更不是所谓的“全民福利”。最明显的一点———社会保险和福利措施是工人工资的直接扣除(虽然有一部分是雇主支付,但也是工人劳动创造价值的一部分),工人享有的社会保险和福利措施,实质上是资本家为获得劳动力,所支付的维持再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价值的一部分。当社会福利金库缺钱,解决方法是增加工人的税收额度、延长劳动年限、减少福利……同时,政府又规定红利、利息、租金等诸多非劳动收入一概不必纳税。

当然,工人所得到的“福利”金额相当有限。以养老金为例,法国、英国、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在达到法定工作时数、并缴纳全额社保退休后,通过社保金库拿到的退休金只有原工资的半数左右。另外,“高税收高福利”的模式使人们对生产的热情减退。工作的低收入者,纳税后的收入,不及失业领取救济金的家庭。庞大的福利开支逐渐变成压在各国财政上的沉重包袱。除了增加工资税捐比例,资本主义国家的另一招是把这笔开支加到商品消费税中去,转嫁给工薪阶层,又造成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的恶性循环。

 

后续影响:改革并非能达到预期效果

有些媒体分析,法国的养老金改革以及一系列削减社会福利的措施并不能有实质改善。例如,美国财政部最新报告显示,2018财年美国联邦政府财政赤字达到约7790亿美元,创2012年以来新高。特朗普减税及军费支出增加,导致美国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已接近80%,随着人口老龄化推升养老金和医疗保健支出,预计到2030年这一比重将升至100%。2017年,英国人可支配收入中用于储蓄的比率降至50年来的最低水平,用卡借贷也创下新高。

瑞典一度领跑全球各项平等指数,如今仍然是全球贫富差距最小的国家之一。但其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起开始执行新自由主义政策,走向自由市场、富人与企业低赋税、福利国家政策与实质工资的削减。导致的后果是———瑞典不平等发展的速度大大加快:2012年,收入前10%的人的平均收入是收入后10%的人的6.3倍,在2007年是5.75倍,在上世纪90年代则是4倍。瑞典收入在前1%的人,他们的税前收入总额占全体国民税前收入的份额,在1980至2012年间几乎翻了一倍,从4%提高为7%。若包含资本收益在内,该数据可增至9%。去年9月大选中,瑞典执政党社会民主党以28.4%的支持率“惨胜”,支持率却创下数十年来最低,极右派民主党成为国会第三大党。

(来源:劳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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