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法研究中的“法律部门”与“法律理念” (一)

专栏:

2006年,在《劳动合同法》讨论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一些自称持“中义社会法”观点学者发起对广义社会法的批评,最近冯彦君撰文加入了这场批评。“法律部门”与“法律理念”是他们批评时使用的一组具有褒贬含义的概念。在所谓的“法律理念”与“法律部门”的冲突中,冯彦君的批评主要涉及三组概念,涵盖了社会法研究中的主要争论。笔者以为如何回答这三组概念,涉及中国社会法的研究方向。我们将通过对三组概念的回答,由浅入深、由表及里来分析“法律部门”与“法律理念”的相互关系。

 

一、表层:“法律部门”与“法律门类”

去除一些带有感情色彩的词汇,从表层来分析,“广义社会法”招致批评的理由是其研究的“法律理念”被认为与官方“法律部门”的表述不相容,这也是众多社会法研究者自称秉持“中义社会法”的最直接动机。谢鹏程教授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提出部类法结构。当广义社会法以这种部类法结构来研究社会法域时,就会存在法部门与法域的双层结构。在冯彦君看来,社会法只能是法律部门,而不能是法域,他将广义社会法称为法域社会法,并针对法域研究做出了“回避了认识法律体系和界分法律门类的标准,扰乱了‘法律部门’或‘部门法’的传统法学体系认知框架和基本法学共识”的批评。

       (一)“冯氏表述”中的“法律部门”与“法律门类”

对于社会法,冯彦君自己写入教材的精典表述是:“笔者认为,现代劳动法兼有公法和私法双重属性,又有别于公法和私法,属于社会法范畴。”为了行文方便,我们可将这一表述称之为“冯氏表述”。“劳动法属于社会法”,本身说明“劳动法”是下位概念、种概念,而“社会法”是上位概念、属概念,“劳动法”被“社会法”包含。冯彦君明确指出作为下位概念、种概念的“劳动法”是独立“法律部门”,如果“冯氏表述”中的“社会法”也要被称为法律部门,那么至少存在狭义法律部门与广义法律部门,广义法律部门就是一个法域的概念,“冯氏表述”也是一个“法域社会法”的主张。这一结论还可以从冯彦君其他表述中得到证实,与“劳动法属于社会法”相并列的提法是:“民法、商法为私法”,在冯彦君的用语中,“民法商法”是一个可以和“私法”互换的同义词,民法是法律部门,私法是法域,“民法”被“私法”所包含。冯在介绍“劳动法”的独立地位时,是将其与民法进行比较,标题为“劳动法与民法”,说明这是法律部门之间的比较;“冯氏表述”在介绍“社会法”时,是将“社会法”与私法、公法比较,这是法域之间的比较。通过两组比较,才得出劳动法“有别于公法和私法,属于社会法范畴”的结论。那种“兼有公法和私法双重属性”,“有别于公法和私法,属于社会法范畴”的“冯氏表述”是一个典型的“广义社会法”的表述,而且主张将第三法域命名为“社会法”。在笔者看来,“冯氏表述”其实与“传统法学体系认知框架和基本法学共识”并无矛盾。

最近冯彦君为何突然修正自己的逻辑,对包括“冯氏表述”在内的“法域社会法”进行批评?回答是:否则会让官方违反逻辑。“立法部门将社会法与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等其他法律部门并列,显然是将其作为一个法律部门来看待的,否则,这种并列则成为‘法律部门’与‘法域’之间的并列,是违反逻辑的。”将社会法说成法律部门,官方就不违反逻辑了吗?在冯彦君的表述中,宪法、行政法、刑法是法律部门,而公法才是 “法域”;民法、商法合称时与私法相同,是“法域”。在国家的七分法中,人大已经将冯彦君理解为法律部门的宪法、行政法、刑法与冯彦君理解为“法域”的私法(“民法商法”)并列了。无论社会法理解为法律部门还是法域,似乎都不能改变“违反逻辑”的指责。其实,官方有自己的考虑,根本没有进入冯彦君所设定的逻辑。

        (二)国内立法例中的“法律部门”与“法律门类”

我国人大关于法律部门、法律门类的表述是:“构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本标志是:第一,涵盖各个方面的法律部门(或法律门类)应当齐全。”我国主张中义社会法的一些学者以为括号中“法律门类”的内容是可以省略的,因而通过对包括“冯氏表述”在内的广义社会法观点批评来表示“社会法的概念则宜在中义层面上求同存异、传播使用。”

其实,官方“涵盖各个方面的法律部门(或法律门类)”这一表述本身说明法律部门提法具有一定的弹性,有些是狭义法律部门的含义,有些则应当理解为广义法律部门(也可称广义法律门类),这是从另一个视角来表述法域。结合官方列出的具体内容,如宪法、行政法、刑法是传统狭义法律部门的含义;民法商法、经济法、社会法、程序法,具有广义法律门类的特征,这些法律门类包含一些有独特调整对象的狭义法律部门。以这样的理解,广义法律门类作为一个说明性的概念,与狭义法律部门的实际涵义并不完全相同,在特定的语境中狭义法律部门、广义法律门类可以并列。这样的排列并没有人认为不妥。如何排列是根据各个法律部门或法律门类的重要性来进行的,全国人大更注意的是内容而非表面形式。在随后的论证中我们还将说明这种排列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当着狭义法律部门与广义法律门类在属性上存在差异时,必然会产生两种研究方法,民法、商法作为狭义法律部门各有自己的调整对象,当其捆绑而成一个广义法律门类时,应当有共同的指导思想,私法理念显然是他们捆绑成法律门类的依据。同理,社会法作为一个广义法律门类也应有统一理由。以劳动法、社会保障法为例,作为两个独立的狭义法律部门,两者之间的差别比民法、商法之间的差别更大,研究这些狭义法律部门之间为什么要捆绑成广义法律门类更具现实意义。

       (三)国外立法例中的“法律部门”与“法律门类”

很多国家的社会法都是以狭义法典与广义法群这样的结构形式存在,区别只在于将前者或后者哪一个命名为“社会法”,如德国更愿意将社会保障法这一部门法称为“社会法”;而日本则将包括社会保障法、劳动法、经济法等部门法的法群称为“社会法”。两者本不是矛盾的,是相互补充的。我国“广义社会法”的理论价值可以从狭义法典与广义法群这样两个视角来认识。

从狭义法典的视角来观察,法律部门是运用特殊调整方法调整一定种类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法律部门不是一个世界通用的概念,作为一种实在的制度设计,在国外是一种法典化的制度安排。用一种类似的调整方式去规范社会关系时,要求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具有相同或相近的性质,范围一般比较狭窄,否则制度设计便会失去针对性。从世界各国的发展趋势看,“法律部门”应当狭义化,具备独特的调整对象与调整方法才应该成为法律部门。随着社会发展,法国将社会保障法与劳动法区分为两部法典为我们提供了范例。法律部门只有狭义化,才可能体现出法律规范的稳定。我国官方定义的社会法包括劳动法、社会保障法、特殊群体保护法、社会团体法等多个狭义法律部门,这些部门法调整对象与调整方式各异。严格说来,我国官方所称的社会法是一个法群的概念。我国官方定义的社会法以解决社会问题为立法宗旨,具有广义社会法的性质,也更适宜以广义社会法的原理来理解。社会法作为一种有着法律门类特性的部门法,必然形成狭义法律部门与广义法律门类(法群体)这样双层原理结构。

表面看来,广义社会法以广义法律门类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自称中义社会法的学者则以狭义法律部门的原理来进行批评,形成了当前这场讨论。如果我们做进一步思考,彼此非常熟悉的学者,笔者也是看到冯的文章才知道今天冯彦君对于“法学共识”有了新的理解,对于“冯氏表述”已经改持批评态度;这种情况也出现在郑尚元的文章中。学者观点突然改变背后的逻辑是什么?这是我们应当探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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