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者自发罢工的机理及合法限度(二)

专栏:

  • 二、以过去制度为视角:经济罢工的认知

在论证劳动者自发罢工的合法性时,不少学者以1975年、1978年《宪法》为依据。这是一种立足于昨日制度安排来讨论今日罢工问题并要求以昨日标准来改造现行制度的观点。事实上,我国在极左年代两次写入宪法的罢工权与现代国家所称的集体行动权风马牛不相及。以下四个界限是我们应当划清的,唯此,我们才可能对经济性罢工有所认知。

(一)经济罢工与政治罢工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8条所称的罢工是一种经济性罢工。与罢工行动仅涉及劳动关系内容的经济性罢工不同,政治性罢工涉及的是国家政治、政策问题。如何对经济罢工与政治罢工进行区分,学理上存在着“罢工行动之针对对象”、“罢工行动之诉求目的”、“罢工行动之社会效果”等诸多学说,无论依据哪一种学说,我国当年宪法规定的罢工均无法归为经济罢工的范畴。

市场经济条件下,政企是完全分离的,这种分离是政治与经济能够清晰界定的基础。罢工权作为劳动三权的一部分涉及“结社自由权”及“同盟自由基本权”。同盟自由基本权,是劳资双方当事人在劳动生活中的结社自由,亦即劳资双方当事人各自组成劳工团体或雇主团体、进行集体协商与集体争议行为(如罢工、怠工、锁厂等等)。就劳方权利而言,也就是俗称之所谓“劳动三权”。这里的罢工是作为一种契约型社会中,劳动者为改善劳动条件,以结社的方式向雇主施压的一种经济手段。

在国家高度集权的条件下,毛泽东主席是在“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也都是大民主”这样的基调下讨论罢工的:“罢工自由”作为施压手段,从施压对象上看,是针对国家及其委任者;从施压目的上看,是维护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本色;从施压手段上看,罢工与群众示威相联系。“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当时的罢工是在维护无产阶级专政的意识形态下,反对官僚主义的一种政治手段,以后进一步演变为“停工闹革命”的政治运动。

1956年,我国在基本完成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国家不仅几乎垄断着全部的社会资源,而且直接介入资源的动员与配置,从事资源的直接管理和经营。当着国家权力被理解为可以随时无限制地侵入和控制社会每一个领域时,国家必然直接面对民众,社会空间几乎不存在,整个社会都被国家化了。企业本身没有独立的经济利益,作为国有且国营的厂长其实也只是国家联系群众的一个中介。面对国家权力的空前膨胀,毛主席之所以要引入这样的一种罢工手段是为了防止国家脱离群众,甚至走向群众的对立面。无论初衷如何,实践的结果并不理想。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社会制度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政企分离,国家管理与资本运行已经彻底分离,罢工作为一种经济手段,要对抗的是资本而非国家,不必再引入这类以反对官僚主义为目的的罢工制度。

(二)工会组织罢工与个人自发罢工  

市场经济条件下,即便是承认罢工为合法的国家,一般也只承认由工会组织的罢工为合法,不是由工会组织的罢工也被称为野猫罢工(wildcat strike)和非法罢工(outlaw strike),法律上往往给予否定性评价。

要将我国工人自发罢工定性为合法,一些学者从我国当时的政策及已经废止的宪法条款中寻找依据。“研究中国的罢工权问题,应从社会主义国家罢工的存在和中国共产党对罢工的政策入手”。这里的“政策”是指上世纪50年代的文件。“在发生这类事件的时候,党的方针是:允许群众这样做,而不是禁止群众这样做。”“对于群众在事件中提出的要求,应该同群众按正常方式提出的要求同样对待,即接受其中正确可行的部分,对目前做不到的要求进行解释,对不正确的要求加以抵制。”这里反复提到的群众显然是自发罢工中的个人而非组织。

上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工人是以原子化的方式面对国家的强大权力,没有真正的社会团体可言,这一情况现已变化。在一个现代化的法制国家,“合法罢工需由工会领导实施,所以如此规定,乃因劳动斗争之功能系确保团体协约自治与结社自由之制度,只有在结社自由之范围内,劳动斗争才受宪法保障,一国之内任何结社,不论其团体系由资方或由劳方所组成,均负有公共之任务,在其任务内立法者让出一定空间,委由团体协商以维护与促进劳动条件,进而规范劳动生活”。有台湾学者依据日本宪法第28条的表述,“认为团体交涉权只是团体行动权中的一种而已,劳动三权其实可以概括为团结权与团体行动权(包括团体交涉权在内)之劳动‘两’权”。可见,结社是罢工行为受法律保障的基本前提,也是我们有必要坚守的法律底线。

(三)罢工中的权利争议与利益争议 

市场经济条件下,按争议内容分类,以争议当事人之间的分歧属于要求实现既定权利还是属于要求新的权利为依据,而把争议分为权利争议与利益争议。经济罢工只能作为解决利益争议的手段。“利益争议”因此也被称为“经济争议”,往往是因为确定或变更原有条件而发生的争议。在这类争议中,双方所主张的权利义务事先并没有确定,争议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双方当事人对这些有待确定的权利义务有不同的要求,争议的目的在于使一方或双方的某种利益得到合同确认,从而上升为权利,它往往表现为一方或双方提出新的权利要求,如增加工资、缩短工时等。利益争议在劳动法中是集体谈判失败,即当双方为缔结、延期、修改或扩大集体协议陷入僵局时产生的争议。“团体协商可以说是不透过公的机关,而由劳资双方自主解决争议之处理方式。”罢工权是与这种团体协商相联系的集体行动权。

在我国过去那种高度集权管制的体制下,连最低工资、最高工时这样的概念也不需要,更不要说所谓的劳动基准法,我国通过劳动立法及有关的劳动政策,逐步形成在劳动、工资、保险、福利几方面相互配套,极为具体的管理体制。国家通过这种管理体制直接确定每一个员工的工资标准。当我们将劳动者只是视为自然人,而这种自然人又是在国家、集体、个人的纵向排列中,强调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的一致性时,是没有利益争议这样的谈判空间的。我国当年的罢工主要为三类:一类是面对已经由国家确定的利益受到不法侵犯,个人以罢工及示威方式促使国家机关及其委任的代理人改进工作;另一类是针对国家不合理的政策规定,以各种示威方式进行反对;最严重的一类是文革中发展起来的,将国家政策的失误归罪为某些领导人,而进行人身攻击。除了最后这种极端情形外,其他的两类均为权利争议。

我国的一些学者沿用了我国传统体制的思维来认识罢工。“工人争取自己权利的最后手段是什么呢?就是罢工”。在这些学者看来,罢工作为“工人争取自己权利的最后手段”涉及的范围极其广泛,除针对“《劳动合同法》执行的结果并不理想”外,这些学者还认为:“不发工资,超额加班、劳动条件极度恶劣,直接损害了工人的权利,所以我罢工,这当然是可以罢的。”《劳动合同法》未被履行,不发工资,超额加班,劳动条件极度恶劣,产生出来的都是权利争议。“权利争议”也称为“实现既定权利的争议”,这是因为执行法规或合同规定的条件而发生的争议,在这类争议中,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是既定的,或已有法律、法规加以规定,或已通过合同加以确认。在正常情况下,只要当事人双方都按规定行使权利和承担义务,争议一般是不会发生的;即便发生争议,也可以遵循仲裁、司法途径寻求解决,而不适宜以罢工作为解决问题的“最后手段”。

“罢工乃是例外地最后手段之原则”有时也被简称为“最后手段”原则,这是罢工理论研究中经常提到的原则。当这一原则被改造成“工人争取自己权利的最后手段”原则时,就彻底背离了其原有的含义。作为一个法制国家,公权力是争议当事人通过国家所制定的程序与制度解决争议的保证手段,从这一意义上说,我国的仲裁、司法手段是解决争议的最后手段。罢工所涉及的“最后手段”原则是需要加上“例外地”这样的限制词的。为什么罢工有时也会成为解决部分争议的最后手段呢?这是由于罢工所要解决的利益争议是经营过程中剩余利益的归属问题,一般认为无法纳入现行的司法程序来进行分配,只能通过集体谈判去解决,为了促使双方达成协议,罢工就成为解决争议的最后手段。这样的表述是为了强调即便是在利益争议的范围内也不要轻易使用这种手段。凡能纳入司法体系予以解决的权利争议就更不能通过罢工的方式求偿。如果在权利争议的司法程序之后,再设立“罢工”这样的最后手段,就等于用罢工权来否定司法权,我们就会回复到改革开放以前的状态,司法机构本身就可能成为摆设。

(四)罢工中的作为与不作为

作为一种经济罢工,劳动者的示威对象是雇主,当其拒不履行劳动合同时,就已经会给企业带来巨大的损失,也会产生相当的威慑力。罢工被定义为只是多数劳工集体地拒绝提供其依约本应提供之劳务,是一种拒绝的表示或行动,亦即是一种单纯的消极不作为,而非带有积极性作为在内的主动出击行为。也有学者认为,在以消极行为为罢工概念的核心部分的同时,还应包含一些工会的抗争行动。

作为一种政治罢工,公民的示威对象是国家,这种罢工目的往往是要在更大范围内进行示威。就我国当时的情况而言,由于报章、杂志、电视、广播均被国家掌控,改革开放前也没有网络资源,因此仅仅赋予劳动者拒不提供劳务的消极自由,难以对国家行为产生影响。1975年《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的自由”。1978年修改后的《宪法》进一步规定:“公民有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的自由,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主要从积极作为方面赋予劳动者个人以较大的权利向国家机关示威。

从以上四个方面的对比中可以看到,与我国当年的罢工不同,经济罢工的特征是:针对的对象是雇主而非国家,以结社形式而非个人自发形式进行,涉及的是利益争议而非权利争议,行为方式上是劳动者个人的消极行为而非积极行为。

我们可以将学界议论最多的两个案例置于当年的制度环境来进行分析。在高度集中统一的管理体制下,国家直接制定各个等级的工资标准,并对适用范围详细规定,根本没有利益争议的谈判空间,不会发生本田式的罢工。东航飞行员返航是大量案件在法院审理并做出让飞行员不满的判决后发生的,制定审理依据的是五部委,擅自返航的示威对象其实是五部委以及最高院,这样的罢工行为置于当年的环境下是否被认可?取决于意识形态的判断。只要这些部门被判断是资方(党内走资派)掌握,这种示威形式可以接受,反之不行。

当年,那种以反对官僚主义为逻辑的制度,最终被“劳资对立”“兴无灭资”的理念引向社会动乱,并将国民经济折腾到崩溃边缘。1982年的宪法是在拨乱反正的背景下制定的,理所当然地对这种所谓的罢工予以取消。有学者在当时作了这样的阐述:“1975年宪法规定的‘罢工自由’是极左思想的产物,是不符合社会主义发展的利益的,是不符合我们国家的具体情况的。我们国家的企业属于人民„„罢工后停止生产,是对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全体人民利益的一种破坏。有人说这是对官僚主义的惩罚。不对。对付官僚主义的办法,可以通过正常的途径,如揭发检举、控告、申诉等去求得解决,而不应该采用罢工的方式。”可见,这一惩罚官僚主义的制度逻辑在强国家的背景下尚且暴露出很大的问题,随着政企分离,国家控制力的减弱,理论上的逻辑也不复存在。对于这种具有破坏性质的罢工,国际公约中一般规定在保障结社自由的除外条款中予以排除。我国1982年的拨乱反正也是符合国际惯例的。

当前,通过对罢工权的研究,一些学者对于1982年的宪法给予了这样的评价:“1982年的修宪取消了公民的罢工权利,意味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年代开始,但这场经济建设是在劳动者缺乏基本权利保障的情况下进行的”,与1982年的宪法被评价为“劳动者缺乏基本权利保障”相对应,有着罢工权的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则被高度评价。“有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显示了立法者的政治胸怀和气度”,“罢工权作为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属于社会经济权利范畴,但罢工权作为一种公民自由权,还属于社会政治权利的范畴。”依笔者看来,这种与“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相联系的罢工成为一种制造动乱、破坏社会秩序的手段,与“公民自由权”、“社会政治权利”、“社会民主政治的发展”根本扯不上边。十年动乱,人们没有起码的尊严,人格被随意践踏,社会一片混乱,不知这些学者是如何得出前述正面结论的。

在当今的讨论中,我国有些学者常常将正常的学术争论打上劳资冲突的意识形态印记,上述的“违法说”也被指责为是“原始积累时期的雇主眼光”,这些都是不正常的。如果我们重新沿着劳资对立的立场,将工人的自发罢工与集体擅自返航式的破坏行为相结合,赋予其合法地位,并在权利争议的领域,用以替代司法解决争端的方式,可以预见,我国以几十年时间建立的法律秩序,必将毁于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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