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全球战略视角下的中国劳动立法博弈

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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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否认美国有国家战略的思考,这是应当研究,十年过去美国都巳经公开的战略构想,我们不能正视是可悲的

        当年我们起草劳动合同法时,美国赞助500万元美金,帮助我们请美、英的专家,这些专家为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式的劳动法,于是我们今天我们也面临法国式的问题。

(原载于《社会科学家》2010第1期)

2009年4月20日,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以中国对美轮胎出口扰乱美国市场为由,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提出申请,对中国产乘用车轮胎发起特保调查。美国总统奥巴马9月11日宣布对中国轮胎特保案实施限制关税。目前,我国轮胎年出口量占总产量的40%以上,削减输美轮胎半数产量,就意味我国会出现12%的剩余轮胎产能。有人估计,受此影响中国将有10万工人的就业受到影响。此外,根据WTO规则,相关国家可以直接援引美国的制裁方案,我们已经看到一系列类似的案件。这一事件对于中国商业的影响已被广泛论证。笔者想从中国劳动立法角度来认识这一事件。

一、劳动立法中的角色预设影响了正常与反常的判断

中国在劳动合同立法过程中有两起事件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一是上海美国商会响应人大的公开号召,组织一些企业对劳动合同法(草案)提出修改意见;二是美国工会代表团来我国对我国劳动合同立法进行声援。对于这两起事件,我国学者和媒体给予了一负一正、一贬一褒、截然相反的两种评价。

对于前一起事件,我国的一些学者给予了极其负面的评价。面对人大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上海美国商会搜集了其会员企业的意见,给立法部门发来一份长达64页的意见书,“我们是响应人大号召,诚恳地递交了建议”。事后看来,这一意见与全国总工会有差异的占三分之一。我国学者则以他们自己制造的一则撤资假新闻为依据,强调“这是赤裸裸的威胁”2006年5月15日,工人日报发表题为《决不拿职工权益换投资》的文章,表示“立法是国家主权的体现,是代表广大人民意愿的。国家立法可以讨论,可以广征民意,但不能容忍威胁和挑战,我们决不会以损害职工权益去换取外商的投资。”这似乎成了中华民族21世纪的主权保卫战。更多的网友开始沿着这一角度对外商进行谴责。

对于后一起事件,我国的一些学者给予了极高的正面的评价。常凯认为:“在资本的联合上是没有国界的”,“既然资方可以跨国联合,劳方为什么不可以”“此番中美工会的接触,在刘诚看来,可以概括为:全世界劳工联合起来,为实现民有、民治、民享的和谐世界而奋斗。”我国的媒体也是高度评价。“结束访华行程美工会盼与中国工会共谋发展”“结束十年抵制美工会领袖‘破冰’访华”,“中国工人的工资影响着全世界工人”,捍卫中国工人的权利,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捍卫全球工人的权利”“一场震动全国的立法博弈,一次跨越国界的联合行动”。这是当时一些报道的标题。

其实这两起事件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被学者和一部分媒体大为贬低的是一起正常事件,而被学者和一部分媒体大为褒扬的却是一起反常的事件。

就前一起事件而言,2006年3月2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公布了《关于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草案)>征求意见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中称:“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又一重大举措”,“请社会各界人民群众广泛展开讨论,充分发表意见。”《通知》希望全社会各界及媒体等参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草案)》的讨论,可以采用各种方式讨论并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意见。并把公开征集意见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又一重大举措。上海美国商会响应号召,应当给予积极的评价。上海美国商会所代表的美资公司,都已经投资中国,是中国法人或者说是中国企业。如果说立法是一件自家的事,他们都是家庭成员。在中国人大公开号召大家提意见时,他们以自己的名义发表了意见,无论有关立法部门是否采纳,都是一件正常的事情。“一个草案发布出来,请人家来研讨,就必须让人家将话讲完,而不能作片面的道德谴责。”“立法研讨应该有一个理性的环境:外商在立法研讨时积极主张自身的利益,并不是无视中国法律的尊严,相反却是尊重中国法律的体现,不能简单地将其妖魔化。”“外商在立法研讨的过程中,积极提出自己的看法,其实是对于我国立法权最大尊重,反倒值得学习。”可惜的是,在当时诸多学者、媒体的评论中,只有极少数评论是理性的。

就后一起事件而言,2006年10月、12月美众议院一些民主党议员联名给布什总统写信,敦促布什总统对中国劳动合同法草案所给予工人权利和保护的条款表示支持,谴责那些试图限制中国工人新权利的美国公司及其在中国的分公司。在美国政府没有响应的情况下,派出了美国工会代表团。劳动立法本是一个纯粹国内问题,连布什总统都认为不适宜进行干预,才会出现美国工会代表团的施压。美国国会对我国的劳动立法指手划脚,一个与我国工会组织素无交往的外国的工会组织,特意到我国,针对我国的立法活动开展声援活动,这本不是一个正常的行动,而是一个典型的挑战我国主权的行为,在我国却受到了空前的欢迎。

为什么正常与反常会被完全颠倒?有一篇评论很能代表当时的想法:“在劳动合同法制定过程中,劳资双方长达数年的利益对抗,无疑是中国立法史上迄今为止最为激烈的一场立法博弈。”“既有资方代表四处游说立法机构的身影,也有工会组织捍卫劳工利益的呐喊;既有驻华外国商会威胁‘撤资’的闹场风波,也有国际劳工组织、外国议会声援中国立法的跨国界行动”笔者在另一篇文章中分析了中国并不存在正常的劳资立法博弈,所谓劳资博弈只是一些学者与媒体以阶级对立的观点来图解我国劳动立法过程所得出的结论。遗憾的是,这种劳资对立的认识也扩展到我们对一些国际问题的看法。从劳资对抗的视角出发,凡站劳动者一边的都是正义之举,哪怕反常也不必计较;凡站在用人单位这一边的都是不义之举,哪怕正常也要谴责。从这样既定的前提出发,于是劳动者的组织是朋友,用人单位的组织是敌人。其实,这一个前提本身是有问题的。

二、永远的朋友,还是永远的利益?

在国际政治、经贸关系中,敌友选择绝不是抽象的概念选择,当我们将一切问题归入非黑即白、简单对立的劳资阶级博弈时,我们可能会犯下低级错误“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在投资中国的问题上,不仅美国的工会与中国的工会的利益不可能一致,就是美国国际商会与中国各地的美商会的利益也未必完全一致。

就美商会而言,美国国际商会代表的是美国投资企业,而包括上海美商会在内的中国各地的美商会代表的是被投资的中国企业利益。2006年11月19日美国国际商业委员会劳动与共同责任副主席以《中国劳动法》为题,在《纽约时报》刊登了文章。该文称: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国外的雇佣者都需要一个可预见的投资环境”,一旦“外国公司难逃被套牢的命运”,“投资者停下投资脚步的事实就不足为怪了”。而上海美国商会的表态则是:他们之所以响应人大号召,在劳动合同立法中提出意见,是由于“在华外商是中国社会组成的一部分,我们综合了会员公司的经验提交人大,是为了中国经济长久持续的发展。企业存在着趋利本性,作为美国投资者来说,他是以全球作为观察的对象,选择最适合投资的地点,无论其是否发出撤资的威胁,一旦投资在某地不能获利,他会停止投资,甚至另选其他合适的地方;作为被投资国的中国企业,总是希望通过做强做大,使母公司能够增加投资,没有了在华的美国企业,也就不存在包括上海美商会在内的中国各地的美商会,因此,中国经济长久持续的发展才是最符合其经济利益的。

在投资中国的问题上,中国工会与美国工会的差异更大。《泰晤士报》前总编威廉·里斯莫格把中国经济对世界的影响比作“额外的那个苹果”。额外的那个苹果,决定了所有苹果的价格;如果少一个苹果,所有苹果的价格都会上涨;如果多一个苹果,所有苹果的价格都会下跌。美国劳联一产联等工会组织是希望增加中国这个苹果?还是减少中国这个苹果呢?从这一比喻中,我们不难读懂美国不同利益集团关心中国劳动合同法的用意。美国工会出于保护本国工人利益的考虑,如果少一个苹果,所有苹果的价格都会上涨,当然希望减少中国这个苹果,以维持美国劳工这一筐苹果;当中国不可避免地出现后,美国工会将其称为资本的“探底运动”,并希望通过“贸易保护”,阻止由中国这一“额外苹果”来决定价格。

问题在于中国的利益在哪里?在世界贸易格局已经确定的情况下,中国无法不成为“额外的那个苹果”。相对廉价的劳动力使中国获得了某种定价权,这也正是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基本条件。中国需要自由贸易,需要市场竞争,以重新确定经济秩序。如果多一个苹果,所有苹果的价格都会下跌,额外的那个苹果,决定了所有苹果的价格;美国商会从投资者的趋利本性出发,当然需要决定所有苹果价格的中国苹果,美国商会一直追求“自由贸易”。在这一意义上,中国人民的利益在一定时期与美国商会利益是一致的,两国的贸易具有互补性。

在1979年以前的三十年里,中国经济基本上处于封闭状态之中,利用外资数量十分有限,而且也仅仅局限于对外借款等间接投资方面,根本谈不上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由于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对外开放确定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随着中国经济的全方位对外开放以及市场经济的逐步转轨,中国大陆日益成为全球理想的投资地点之一。自1993年起,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外商投资国,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后,外商特别是大型跨国公司对华投资又掀起高潮,连续两年实际投资额超过500亿美元。截至2005年5月底,全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525378个,实际使用外资金额5844亿美元。可以说,中国经济已经保持20多年的高速增长所创造的“中国的奇迹”,是以中国的改革开放为前提的。这种对外开放的外部环境就是国际上自由贸易的环境。

在自由贸易问题上,美国各种政治势力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在对华政策选择上的不同早已经体现在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中国入世、制裁中国三个问题上—美国工会和企业界态度截然相反。如果我们以中国的利益为视角,美国工会是反华的,美国商会是亲华的。劳联—产联为代表的美国工会一向是美国自由贸易政策的反对者,他们担心中国入世会加剧美国的“工作输出”。实际上,作为美国历史上排华运动的先锋,劳联—产联等工会组织并不真正关心中国工人的待遇,它真正关心的是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利益。“对华贸易在过去几年间成了美国政治的一个热点,而制造业的劳工组织则成了挑战对华贸易的最大力量。”“最近十多年来,‘全球化’在美国的制造业工人中间成了一个肮脏的字眼。‘中国制造’更是成了美国反对全球化者的众矢之的,美国的工会组织劳联—产联多次要求国会对中国的贸易采取限制措施,以保护美国工人的工作机会。

当然,我们不能夸大美国商会与中国利益的一致性。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的崛起,会不可避免地打破世界经济和贸易的均衡,从而引发相关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格局调整。在这一调整过程中,战略性的贸易摩擦将不可避免。在一定条件下,互补性也会转化成对抗性,美国商会有时也会支持贸易保护主义。在最近的一系列特保案中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情况。在今天,美国工会、美国商会都不见得是朋友,但自由贸易是中国不可或缺的,中国需要这种竞争环境。

  三、美国第二种选择战略的本质内涵

“喝醉酒”这是很多美国人对美国前政府的指责。“政府像喝醉了酒似的把我们的工作机会扔给了中国。所谓“喝醉酒”其实是说,布什及其所领导的政府,为了保护投资者的利益,而在某种程度上支持贸易自由。正是这种贸易自由,才使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得以实施,中国也得以崛起。近年来,美国一些战略研究者提出了“第二种选择”的新战略,值得关注。

在2006年美国国会选举不久后的2006年12月8日,美国代表Lynn Woolsey(加州区), Barbara Lee(加州区), George Miller(加州区)、Barney Frank(麻省区)以及其他28名众议院成员提出一项立法,呼吁总统对中国劳动法草案中的工人权益和保护措施规定表示公开支持,并批判一些美国公司及其代表们在中国企图限制中国工人增加新权益的行为。这份决议发起了一种新的“中国之争”途径,可以看出美国对华政策的新变化。“一个逐渐壮大起来的由劳工运动及其联盟组成的部门正设法为这场过于简单化的自由贸易与保护主义之争发展出第二种选择”。

第二种选择是什么呢?一个名为全球劳工战略的组织,在2007年发表了《为什么中国劳动问题可以而且应当改变对华政策》一文,该文系统阐述了全球劳工战略中为什么中国劳动问题可以而且应当改变美国对华政策。在重新定位的策略中,“新的公共政策,从劳动权益到贸易政策”成为第一条。如果说过去是从“贸易政策”到“劳动权益”,现在则应当将次序反过来。过去那种限制自由竞争与强调贸易壁垒太过突出国家利益;这种被称为“简单化”的处理方式容易引起发展中国家的反感,而改为强调阶级利益不仅可以摆脱沙文主义的恶名,而且可以赢得中国工人的信任,当然,关心中国劳动权益最终还是服从于两国贸易的大局。

最后的一条则是:“利用中国问题的契机,制定解决全球化问题的策略”。通过提高中国劳工标准,可以影响国际劳工标准,缩小与美国的差距。如果能够导致跨国公司的生存环境恶化,引导外资流入其他国家,首先是延缓中国的发展;如果能够导致资金回流,则还能改善美国的劳工状况。只要摘掉中国“额外的那个苹果”,也就最终解决了全球化问题。可见,强调阶级利益只是手段,归根到底还是服从于美国的国家战略的。

新老策略对比可以看到,差异在于将强调国家利益改为强调阶级利益,将国际间的贸易争端变成中国国内的劳资冲突。从强调阶级利益出发,应该在各种关系中,都淡化中美的国际冲突,强化中国内部的阶级冲突。一是不再企图责备中国工人“偷美国人的饭碗”,相反应当强调劳动问题的传统认同,即美国劳工与中国劳工有共同的利益,中国劳工应当以美国劳工为榜样,提高中国劳工的各种劳动标准;二是将对中国政府的批评,转化为对美国企业的批评,应该抗议美国企业为了减少开支而把美国人的工作外包给中国和其它贫困国家;三是强化美国企业与中国劳工利益的差异,将美资公司特别是沃尔玛(Wal- Mart)和美国通用电器(GE)作为批评的中心,将跨国公司都指责为血汗工厂,加大劳资冲突。总之,过去是用贸易保护让中国的产品进不了美国,现在应当尽可能地提高跨国公司在海外的生存成本,促使他放弃在中国的投资。说到底,所谓的新政策的本质内涵就是将美国的国家利益包装为阶级利益,从而赢得中国工人的好感。

在这个新战略中,最有意思的是指出了两个最需要打击的企业,一个是沃尔玛(Wal- Mart),一个是美国通用电器(GE)。为什么要重点打击这两个企业呢?在当时,如果美国零售巨头沃尔玛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的话,它将会是中国的第八大贸易合作伙伴。至于GE,2006年5月,GE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杰夫·伊梅尔特在北京宣布,令GE全球收入一年内从62亿美元猛增至101亿美元的“绿色创想”计划正式在华启动。

“第二种选择”的新战略提出是基于美国对过去对外贸易政策的反思。美国一些战略分析家认识到:截至2005年5月底,中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525378个,实际使用外资金额5844亿美元。自从中国2001年加入WTO之后,中国增加的65%的对美国的出口是来自于美资公司,中国的出口总额的55%来自外资公司。正是这些数字让美国人气愤地指责道:“政府像喝醉了酒似的把我们的工作机会扔给了中国。显然,在美国人眼里,那些到中国来投资的商人才是最可恨的,他们为了一己私利,帮助中国崛起。奥巴马应当调整打击方向。

只有从更宏观的视角观察,才能理解这种战略调整。根据美国统计局公布的数字,到2006年11月底,该年度对华出口530.358亿美元,进口额则达到2635.844亿美元,逆差高达2135.486亿。还有资料表明,从1994年到2004年,由于对外贸易的快速增加,美国制造业失去了330万份工作。中国正在起草的劳动合同法恰恰提供给了民主党控制的国会采取行动的契机。值得注意的是,这次美国人绕开了“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的问题,而将触角直接伸向中国劳动立法这样一个纯粹国内问题。这也是事关中国主权的一个最敏感的区域。这种做法正是被美国国会议员称为“第二种选择”战略的实施。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劳动合同立法引起了国际社会前所未有的广泛关注。“中国劳工人数占了全世界的总劳工量的四分之一,这次的新劳动合同法,不论好坏,都将具有震动全球的后果。”问题是这种震动,源于何处?谁在掌控?国际劳工战略评论:“这场争论从立法机关一直延伸到美国国会大厅和全球公司的执行总裁办公室,使美国和世界各地的劳工和人权团体都参与其中。”“新民主党众议院的领导们指出他们会将它作为现在以及2008年总统大选的一个主要议题。美国的立法机关对于中国的国内立法表现出来了超乎寻常的关注,中国的国内立法成为2008年总统大选的一个主要议题,本身就值得我们深思。当我国以劳资对抗的认识颠覆正常与反常的基本秩序时,至少是符合美国战略家构想的。问题是:这仅仅是我们偶然进入了美国战略家预先设计的轨迹吗?很遗憾,结论恐怕是否定的。

 四、第二种选择战略中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反思

作为美国工会组织“变革谋胜利”代表团成员、国家卡车司机协会主席霍法访华期间在谈及此行的目的时说:“显然美国公司与欧洲公司来到中国,是因为那里有许多吸引他们的东西。但如果我们能够帮助中国人民生活得更好,那么这些吸引欧美公司前往中国的东西就会不再那么有吸引力。这段话说的非常有意思:“帮助中国人民生活得更好”是手段,对欧美公司“不再那么有吸引力”是目的。其实这段话也很好地概括了“第二种选择”的具体策略。美国战略家认为,我们不仅要向中国推销“劳资对抗”,而且要将其包装成“帮助中国人民生活得更好”。只有“劳资对抗”变成了我们中国人的自觉行动,才可能使中国对欧美公司“不再那么有吸引力”。

为了实现这样的战略意图,美国的一些战略分析人士不仅提出了强调阶级冲突的战略构想,并有完整的实施建议。这些实施建议可以概括为一种多米诺骨牌效应。如果说第一条“新的公共政策,从劳动权益到贸易政策”是多米诺骨牌中的第一张;那么“利用中国问题的契机,制定解决全球化问题的策略”可以说是多米诺骨牌中的最后一张,中间还有八个环节,尤如多米诺骨牌中间的骨牌。这八个骨牌为:2008的选举策略;对美国的全球性公司进行监督;定期跟踪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关键问题;与全总或者一些工会的公开对话;扩大与中国劳动问题积极分子和专家的对话;支持中国工人的各项权利;更积极的新闻宣传;指导工会和劳动者的各种材料。可见,在中间的八个问题中,与2008的大选同样重要的还有七个问题。这七个环节都与中国国内人员有关。概括起来有两个要点:其一,要让欧美企业对中国关闭大门,必将先对一些人敞开大门,被列入敞开大门的有全总、中国劳动问题积极分子、中国劳动问题专家。显然是要将美国观念转变为一部分中国学者的观点。其二,通过对美国的全球性公司进行监督、定期跟踪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关键问题以不断地掀起一些批评风暴。这一策略是否得到完整的落实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围绕着中国劳动合同立法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却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

其一,在美国国会致总统布什的信函中谈到:“中国的《劳动合同法》会提供最低程度的保护措施,这些措施在世界其它国家都是很平常的,比如强制性的劳动合同、遣散费规定以及关于工作场所政策和程序的谈判。”信函中所谓在“世界其它国家都是很平常的措施”,如强制性的劳动合同、遣散费、工作程序的谈判,就是在美国也均不实行,何来平常?美国是否也没有“提供最低程度的保护措施”?美国的政治家直接向驻扎在美国的公司施压,要求他们“提供最低程度的保护措施”,岂不更方便。公平地说,至少应当先让美国企业执行,再来推销给中国人。在这里“帮助中国人民生活得更好”其实是指让中国实行一些美国都无法实行的劳动标准。沿着这样的思路,中国渐渐地将不再成为额外的那个苹果,那个决定了所有价格的苹果。对欧美公司也确实可能“不再那么有吸引力”。“其真实意图是消除发展中国家仅有的劳动力价格低廉这一优势”。

其二,《华尔街日报》报道,“变革谋胜利”的工会主席安娜·博格(Anna Burger)指出,虽然中美两国相距遥远,但就经济联系而言两国就像邻居。她谈到,中美两国工人面临着相似的挑战,有些人甚至在为同一家公司效力,因此,彼此协作十分重要。美国工会宣传的两国工人利益共同,成为中国一些学者的重要观点,也成为中国媒体报道的依据:“结束访华行程,美工会盼与中国工会共谋发展”,“结束十年抵制美工会领袖‘破冰’访华,中国工人的工资影响着全世界工人” “捍卫中国工人的权利,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捍卫全球工人的权利”“一场震动全国的立法博弈,一次跨越国界的联合行动”。在中国善良民众对来访的美国工会领袖充满期望时,了解一下他们的所作所为会更好。1999年,中美之间在西雅图就中国加入WTO展开关键性谈判,美国工会组织大批产业工人前往会场示威游行,反对中国“入世”。作为当时还是劳联—产联成员的“变革谋胜利”工会代表团的很多成员亦置身其中。中美工会的“破冰之旅”被宣传成似乎以劳动合同法公布为契机,两国工会就能冰释前嫌。然而,对全美5141名成年人进行调查:24.3%的受访者说,中国是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而59.9%的人则认为中国已经是美国的经济威胁。只有5.7%的受访者将中国视为经济伙伴和盟友。在美国,中国越来越被视为是美国的经济威胁。“破冰之旅”、“冰释前嫌”可能是我们的一厢情愿。

其三,在美国国会致总统布什的信函中谈到:“在中国的美国商会—代表品牌企业如GOODYEAR,戴尔、福特、通用电气、耐克和微软—发动一场激烈的游说运动来向中国政府施压,以削弱或完全放弃新法草案。”美国工会在访华期间宣称美国商会为“血汗工厂游说团”中的一员,并将“保卫中国的《劳动合同法》”,“共同反击血汗工厂”作为美国工会组织访华的主要口号。“血汗工厂”本身是一个含有贬义的外来提法,这一提法将合法与违法的区别搞得模糊不清,正是这种模糊使一些外国战略家能够在其中填充一些符合西方利益的内容。当我们将我国最好的企业都称为“血汗工厂”时,等于将所有的公司都列入了打击的范围。

其四,在劳动立法过程中,我国的劳动法学理论界从阶级对立的立场出发,反对“自由贸易”声音开始越来越强烈。常凯认为,“以WTO作为全世界资本的政府,有一个共同的规则,在全球推行,推行自由贸易,自由贸易是什么东西,《资本论》讲得很清楚,资本主义贸易。我们加入WTO,你就要接受这种规则。”“现在全球都搞市场化,谁是工人的国家?谁高举工人的旗帜?在国际上找不到工人的后方,我们都一样了,资本已经成了整个社会和经济全球范围内的主宰者,中国也没有跳出实际经济规律。”“劳资矛盾越来越激化……劳资冲突已经成为社会最突出的问题”。王全兴说得更为实际:“即使发生了这种资本大规模地移向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极端现象,对于有巨额资本剩余的我国来说,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就足以填补这种资本外移所留下的空间。从这些学者的论述看,似乎只要“我们跳出实际经济规律”“高举工人的旗帜”,没有外国资本,“中国人民就会生活得更好”。高举工人旗帜,跳出经济规律。多么好的概括!这种观点至少与劳联—产联的观点是一致的,中国人不要再受沃尔玛、美国通用电器的剥削,而将这种剥削留给美国人去承受。因此,劳联—产联“高举工人的旗帜”的到来,让一些劳动法学者如此兴奋,“找到了共同的利益交汇点”,甚至是什么“全世界劳工联合起来,为实现民有、民治、民享的和谐世界而奋斗。

其五,除了美国工会访问中国外,美国工会组织还出资邀请了中国学者访美。对于投资中国的美资企业的贬低以及对美国工会的高度赞扬也正是在这种访美前后形成的。“上海师范大学法学教授刘成(LiuCheng,音译)说,外商对新法‘如此愤怒’,原因就是新法威胁到了他们在中国经营‘血汗工厂’的能力。这些学者对于中美工会的关系则表述为“共同防止针对全球工人待遇的‘探底运动’”。这基本上是站在美国的视角来认识中国问题。

从表面上看,每一事件都是独立的,但以我国学者主张的“劳资对抗”为红线或以“帮助中国人民生活得更好”为手段,让中国对欧美公司“不再那么有吸引力”为目的,从这一策略来观察,我们却似乎可以看到这些孤立事件中的某种联系。事实上,每一事件的当事人可能也确实是独立思考而采取的行为,这恐怕正是我们要特别警惕的一种战略。打着改善中国劳动者待遇的旗号,实际上是要让中国对欧美公司失去吸引力,当这一天真的到来时,“中国人民生活得更好”吗?当劳动者彻底战胜资本,促使资本外逃时,劳动者生活得更好吗?

在劳动合同立法的问题上,外国的政治家只不过找到了一个更“高尚”、更具迷惑性的理由,其根本的目的是希望抬高中国的劳动标准,从而促使资本回流,以解决本国的就业问题。美国劳联一产联等工会组织多次要求国会对中国的贸易采取限制措施,以提高中国劳动标准,保护美国工人的工作机会。对于中国主动大幅度地提高劳工标准,他们当然是喜出望外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张汉林和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朱锋表示,中美工会之间的根本分歧远未弥合,美国工会访华的最大动机,在于为自己身后的600万美国产业工人争取利益。张汉林认为:“到了今天,即使美国工会对中国进行了访问,他们的那些反对中国之处也未有丝毫动摇”。中国轮胎特保案证实了这种说法。

美国战略分析人士指出了两个最需要打击的企业,也给了我们一个验证这一战略的实施情况的机会。沃尔玛这几年一直是我国媒体重点批评的对象,很多批评其实是来源于国外的,这一在全球许多国家得到最佳雇主信誉的企业,在中国的商业信誉却在急速下降,GE也被境外以莫须有的罪名套上了反劳动合同法的帽子,其投资中国厦门的项目也受到了来自美国的指责。如果今天去统计,沃尔玛肯定不再会是第八贸易主体。

在中国的劳动合同立法引起了国际社会前所未有的广泛关注时,尤其是当我们从劳资阶级对抗的立场出发,将正常与反常的标准搞得混乱不堪时,我们可能正面临着多米诺骨牌效应,只有当最后一块多米诺骨牌摊开时,我们才能看清全貌。多米诺骨牌中的第一张和最后一张本相距甚远,但惯性的力量是巨大的,它以不可阻档之势推动着下一张牌,浩浩荡荡,前仆后继。在第一张牌将倒下时,应当想到最后一张牌,不要说你能控制牌的趋向,事实上,一张牌对另一张牌的影响远比你的手指更有决断力。如果我们以劳资阶级对抗这种教条主义的思维进行国际交往,我国注定要吃大亏。各国的劳动者有各自独立的利益,决不是一句全世界劳工联合起来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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